第269章 水会天心，问计鬼神
海边的芦苇在入冬后悄然枯黄，茎秆上挂着白色的盐霜。
一阵风从海上来，裹着咸腥的水汽，将无辜的芦苇荡吹得伏倒一片。
海风趁势而下，正欲跨过滩涂高处，却被绵延的防风席挡住了去路，眼见跨不过去，不由恼羞成怒，寻到最显眼的那处营帐，便要一头钻进帐内，胡乱搅扰一番。
海风刚一掀开两道帷幄，就隐约听到里间传出动静，什么“黄海积淤”、什么“黄河改道”之类的话语。
到底是黄河的陪臣，黄海的信使，难免起了好奇心，不由得放缓了手上粗暴的动作，探头探脑溜进了帐内。
清风不识字，看不懂屏风与桌案上的卷宗文书，只依稀认得帐内安坐的诸公，都是这几日在云梯关外步履丈量的常客。
工部侍郎万恭低着头翻看文书，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卷宗边角；运河总督傅希掣坐在潘季驯对面，双手拢在袖子里，不知作何想法。
都水司郎中刘东星陪于末席，几度张嘴欲言，到底没有开得了口。
在这份沉默中，几人的余光不约而同朝潘季驯汇聚，打量着后者的反应。
在这一次云梯关外的黄河专题会议中，皇帝开门见山地定下了基调，直言不讳地揭示了他黄河改道的想法。
这个论断，是通过分析决溢、河沙、堤防等各项数据变化，以及丈量勘测复核确认，所得出的。
譬如徐州到宿迁小河口的280里河段，堤外田地低于堤顶九至十二尺，堤内滩地低于堤顶三至七尺，有的相去仅尺许，已有地上悬河之势，几无修缮的余地。
譬如整个徐淮地区夸张的降雨量，虽然不知道皇帝说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是什么东西，但从现象总结而言，徐淮地区一连两三个月的梅雨都是常事，动不动就是“春夏霪雨六旬，秋复大水”、“霖雨不止，风霾大作，河淮并涨”。
又譬如河道宽窄急剧收缩，河南东坝头尚有二十四里河宽，到了徐州，立刻骤降至八里，清口甚至只有二里的河宽，流速随之暴涨，河性极悍，往往冲破堤防，决河而去。
总而言之，黄河改道的必要性，皇帝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但这可不单单是什么技术方案的问题，新的方案再好，总免不了推翻前人的心血。
尤其是潘季驯。
其人在复起的几年时间里，不断修筑堤坝、疏浚河道、拓宽海口……先后征发了数十万役夫，耗费了数百万两白银。
现在决议改道，多少人力物力大多打了水漂——或许没有真的打水漂，但总会有类似的质疑，潘季驯是不是带着朝廷走了弯路？
此外，潘季驯论功升迁的太子太保，两岸百姓感恩戴德立下的生祠，全都是其治理徐淮一段黄河的业绩。
届时不全成了空中楼阁？
更别说，黄河下游的治理的成果，一度被潘季驯视为“束水攻沙”的理论转化，屡次三番说出可保万世不易这种话。
自己主持的万年工程，等着时间检验的成圣功果，眨眼就要变成无用的遗迹，谁受得了？
偏偏这厮真就按捺住了。
无论是等着驳斥他的傅希挚也好，还是准备跟着一起唱反调的万恭也罢，都并未如期等来潘季驯的跳脚，帐内只有一位纹丝不动，一言不发的河道总理。
皇帝到底是如何三言两语，就将黄河改道在工部最大的阻碍消弭于无形的？
实在可怖可畏！
海风呜咽，炉火摇曳，诸河臣各有顾虑，一时无言。
只有申时行临时与会，尚在状况外。
他等了好半晌，眼见诸河臣仍旧无动于衷，终于忍不住看向皇帝，挺身质问道：“陛下莫非戏言？”
“黄河伟力，岂能轻易扭转？力缚苍龙，改归渤海，此人力所能及耶！？”
皇帝方才论述的道理，申时行当然听得明明白白。
不就是降雨如注、泥沙堆积、地上悬河、河道紧缩、河网密布、海口淤塞……种种问题，共同揭示了黄河下游河段的积重难返，以及另起炉灶的必要性么？
皇帝的道理固然论述得天衣无缝，但问题是，必要归必要，就没想过可行与否么？
那可是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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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陈州、项城，夺颍入淮，朝廷调发民夫十余万，耗粮百万石，前后折腾了八九年，才算勉强稳住局面——哪怕太祖，也只能堪堪稳住，从不敢肖想改回。
正统十三年，河决荥阳，直接北上冲段会通河，夺汶水入海，临清以北二百里，彻底干涸，历经七年，徐有贞几乎竭尽国帑，才得复通。
哪一次改道，不是倾国之力？
哪一次改道，不是尸骨筑堤？
这是一条正儿八经的苍龙，岂是上下嘴皮一碰，就能由心驱使的！
皇帝莫不是上马了几项大工程，沉溺于分割地理的豪情壮举，以至于奇观异景上瘾了。
奇观误国啊！
申时行心急如焚，情真意切，与之相较，皇帝与诸河臣的神情，就十分淡定了。
“坐到，坐到，都是自己人，坐下慢慢议。”
朱翊钧背靠在御座上，朝工部侍郎万恭随意摆了摆手：“这就是工部的疏忽了，万卿，还不将黄河改道说的渊源，与申阁老解释清楚。”
申时行被皇帝一言按回了座位，才后知后觉打量起他人，见皇帝与一众同僚都是一幅老神在在的模样，不免生出一丝不自信来。
莫非又是自己外行了？
他狐疑看向万恭。
万恭被赶鸭子上架，露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但站起身后，仍是思索斟酌了好半晌，才缓缓开口，向申时行一板一眼解释道：“好叫申阁老知晓。”
“黄河改道之说，并非陛下一时兴起，实我国家争论二百年之故事，渊源旷久、勘测翔实。”
“早在永乐九年，蔺芳蔺公便曾上奏过成祖，欲使黄河改归北流故道，还复渤海。”
“成祖诏悉从之，乃命蔺公往治。”
“足见黄河改道一说，持之有故，议可商榷。”
大明开国至今，历经数百名河臣，为寻求黄河的治理方法，遏制日益严重的水患，早就提出了无数的构想和理论。
不止分流与合流两大主流治河学说。
还有始于战国，至今登峰造极的“筑堤说”；西汉而始，朱衡仍在坚持的“挑浚说”；三皇五帝小故事入脑的正德进士江良材，所提出的“禹道说”；万恭首倡的“水库说”，潘季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蓄洪说”，林林总总，数之不尽。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先贤几乎穷尽了所有治河的可能。
皇帝口中的“黄河改道说”，当然也不例外，是彻彻底底的前人牙慧。
正因如此，一众河臣才没有大惊小怪，反而认真思索其可行与否。
申时行话是听进去了，眉头却越皱越紧：“万侍郎，我虽不晓河事，但历代奏疏往来，却少有我不知的。”
“蔺公当初的奏议我亦翻阅过，其曰，自中滦分导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渤海，诚万世利。”
“成祖虽下诏从之，但蔺公勘测后，事情却无疾而终。”
“翰林院里可还放着工部‘搁置再议’的批文，如何算得上持之有故？”
上下一日百战之说，可不止适用于君臣，阁部之间亦是如此。
申时行见万恭张口话只说一半，顿觉这厮是有意糊弄自己——万恭表示，成祖御批的黄河改道说，肯定有说法。
但他内阁大学士也不是好欺负的。
申时行好歹重修过大明会典，增订过永乐大典，实录都主编过两朝，各类奏疏、卷宗、批文烂熟于心，当场就将万恭略去的半句话补齐了。
既然当初勘测后没了下文，必然存在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此一来，可不见得有什么讨论的价值。
万恭被内阁大学士当场辩驳，恰到好处地露出三分尴尬，拱手赔笑，似乎还在整理措辞。
这时，身侧的傅希挚突然长身而起，拱手赔笑：“申阁老、万侍郎，此事颇费口舌，还是由下官代劳吧。”
说罢。
他也不管万恭同没同意，便自顾自接上了话头：“申阁老方才说蔺公勘测后却不了了之，也确有其事。”
“盖因张秋以北的前元故道，当时已荒废二百余年，蔺公勘测时，发现河床竟彻底淤平。”
“要在平地之上，开凿一条数百里的河道，容下黄河洪流，就不是挖渠了，其工程之难，不亚于开山辟谷。”
换句话说，黄河北流的故道，早在永乐年间，就已经不堪一用了，工程量太大，方案自然作废。
申时行微微颔首，这就不奇怪了。
不过，傅希挚说到此处，却是话锋一转：“是故，此后百年间，黄河改道之说，便彻底放弃了前元故道，图谋另辟新道。”
“洪熙、宣德、正统年间，黄河每泛，便每有此论。”
“正统十三年，黄河决荥阳，分作两股，南流经开封、陈留、亳州等地，汇淮入黄海；北流经延津、封丘，冲断了会通河，夺、济汶入渤海。”
“至景泰，都御史王文便欲藉此良机，束南流北归，引黄河入渤海。”
“只恨时机尚早，未能成行。”
申时行咂摸着这句“时机尚早”，下意识转头看了看万恭，随即又回头看了看傅希挚。
心念百转之间，申阁老突然有些后知后觉地回过味来。
什么叫时机尚早？
都冲断会通河了，还能是什么时机尚早？
当然是因为黄河北流，截断了运河的水源，影响了漕运啊！
正所谓不管南流北流，不扰运河就是第一流，什么黄河改道说，事涉国家命脉，上到景皇帝，下到黎庶，没有人会支持！
但话又说回来。
既然当初黄河北流受制于运河，所以时机尚早，那么……现在泇河开凿在即，届时黄、运分离，不正是时机成熟么！？
申时行猛然惊觉，抬头打量着稳如泰山的皇帝。
由此观之，万历小儿还真是有备而来，亲力亲为勘测泇河，不惜在徐州盘桓了这么久，只怕心中早就打好分离运道之后，改道黄河的腹稿了！
难怪这些河臣全都一时无言，非等他申时行这个外行开口，非要皇帝点到万恭头上要求解惑。
皇帝为黄河改道的准备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哪里会虎头蛇尾，容得他人三言两语堵了回去？
即便部分河臣有异议，此时谁又敢轻易说出口？
顺着想下去，万恭心不在焉，含糊不清地讲述黄河改道渊源，恐怕未必是无心——反倒像故意引他申时行觉得荒唐，忍不住替在座的同僚出言质问。
而傅希挚作为黄、运分离工程的总设计师，已然在皇帝的谋划中分了头羹，立刻迫不及待地出面解释。
这厮浑然不提其中难点，想必是由衷希望内阁支持黄河改道，好将这万世之功落了地，名留青史啊！
不愧是历史遗留问题，果真牵涉众多、立场复杂。
傅希挚也不管申阁老如此聪慧，一想就透，只继续介绍着黄河改道说的渊源。
“及至嘉靖六年，黄河决归德、徐州，世庙着朝臣廷议。”
“当是时，久庵居士旧事重提，所谋的北流入渤海途径，已然是一条迥异于故道的全新河道，其用料、征役，半于当年蔺芳之议！”
“陛下所言的改道北流，也即屏风上所划定的路线，便是当年久庵居士故智。”
傅希挚口中的久庵居士，乃是故礼部尚书黄绾。
黄绾做官没什么担当，当初世宗派遣其出使安南，这厮恐惧边疆兵乱，一会要部僚同行，一会要调遣兵卒，世宗都从了他，结果这厮还是从正月一直风寒到九月，就是赖着不肯出发。
再加上其监生出身，靠大礼议上位，正经朝臣都不太看得起这厮——傅希挚甚至不屑于唤一声官职，竟将居士这种不伦不类的称呼端到御前议事上来。
申时行当然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
他想明白黄河改道中的第一层弯绕，已然不愿再替万恭出面质问黄河改道可行与否了。
申大学士干脆就这样闭口落座，开始闭目养神起来。
内阁大学士不肯奉陪，傅希挚自然没什么办法，无奈之下，就准备继续唱独角戏。
好在这时，陪于末座的都水司郎中刘东星突然开口：“下官入仕不过十余载，资薄望浅，不曾听过这些渊源。”
“敢问傅部堂，黄绾力主的新河道，当年可曾勘测过？”
“都水司中并无勘测卷宗留存。”
傅希挚循声望去，心中一喜，小资历好啊，敢说敢问才见风骨！
对此，他坦然颔首，解释道：“刘郎中客气了。”
“此议自有勘测，不过非由工部指派，故并未留档于都水司。”
“当时，久庵居士寻到我师，时任河道总理朱裳，同行左都御史胡世宁、总河佥都御史戴时宗等人，私下前往中原步履丈量。”
“诸公拟定于兖、冀之间，寻自然两高中低之形，即中条、北条交合之处，于此浚导使返北流，至直沽入海，而水由地中行。”
“甚至开辟新河，分离运道之说，便是当时我师朱裳勘测时首倡。”
“归返后，众人联袂面陈世庙曰，如此治河，则可永免河下诸路生民垫没之患。”
说到这里，傅希挚再度看向申时行，羚羊挂角地补了一句：“当时内阁张璁亦对此方略大加赞赏。”
简而言之，北流的新路线，就是利用晋冀豫交界地形，也就是两道山脉夹峙间的天然低洼地带，人工开凿出一条长数百里的河道——与其开山辟谷，不如找现成的低洼谷道。
而后再接续部分沽河废道，再凿百四十里，向东北流经天津，最终归入渤海。
在傅希挚口中，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是经河道衙门一众权威盖章论定，必然没有差错。
不然内阁怎么会大加赞赏？
申时行对此视而不见，彻底无视了傅希挚夹带内阁知情的茬。
刘东星闻言，也并未对傅希挚的说法照单全收，而是直截了当问出心中疑惑：“既然勘测妥当，何故再度不了了之？”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如果真的靠谱，怎么会等到万历年间再议。
然而，面对刘东星的这一次追问，傅希挚这次没再给出解释，反而歉然拱手，默默坐回了长凳。
刘东星呆愣当场，不明所以。
他旋即若有所悟，转头朝御案后的皇帝露出征询之色。
果不其然，只听皇帝的声音幽幽响起：“潘卿，你来说罢。”
众人循声朝潘季驯看去。
场中不少河臣，其实早早就将注意力放到了潘季驯身上，毕竟黄河改道这种大事，这位河道总理即便私下与皇帝有过默契，也没理由不置一词，总要说点不痛不痒的话才对。
偏偏潘季驯当真忍着一言不发，就连方才万恭、傅希挚你方唱罢我登场，也没等来其人的插话，不免显得黯淡，默默收回了目光。
直到此刻皇帝钦点，众人视线才重新汇聚。
潘季驯对此似乎早有准备，几乎立刻起身，向皇帝拱手行礼，期间微不可查地轻轻颔首。
他正欲答话，下意识瞥了一眼傅希挚，见后者神情微哂，忍不住回敬了一声冷哼。
潘季驯深吸一口气，耐住性子，向刘东星缓缓开口道：“此事说来话长。”
“当日之议，世庙曾言，天生太祖一代圣君，使之昭统立极，以开亿万年太平之业，必有钟灵毓秀之地以为之基者。”
这个钟灵毓秀之地，不必多说，自然是祖陵了。
潘季驯也不卖关子，直言不讳道：“祖陵龙脉发自中条，王气攸萃。前潴水成湖作内明堂，淮河、黄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峰插天为远案。黄河西绕，元末东开会通河绕之。”
“风水圣地，而圣祖生矣。”
历史遗留问题往往就是这样，不仅仅技术上的疑难，同时也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
封建迷信跟政治正确，当然也在其列。
四新未立，哪里破得了四旧，大明百姓的封建迷信尾巴可长着呢——尤其是那位道君皇帝。
封建迷信裹挟政治正确，往往有不可撼动的威势，外人哪怕不信，也不好公然对世宗说，哎呀，老朱家的祖陵风水是穿凿附会的不经之谈，道君皇帝可别在这宁可信其有了。
这不乱臣贼子嘛！
潘季驯顺势侧过身，朝舆图上标着祖陵的地方，虚空戳了戳：“世庙有言，黄、淮、运三水相会于清口，乃是天运、地运、人运，三才显于祖陵的风水，此之所谓水会天心。”
“但有一水远走，必致王气中泄。”
“此事遂不得再议。”
刘东星恍然大悟，世宗这话一出，别说黄河改道了，黄绾等人当场就得把头皮磕破，才能全须全尾出了文华殿。
想到这里，刘东星突然转头，盯着潘季驯。
没记错的话，世宗的这套理论，如今正为这位河道总理发扬光大吧？
每当有人提议分水泄洪，潘季驯便拿祖陵出来做挡箭牌，言必称水会天心，万不可分。
万历三年，朱衡谏言于盱眙凿河，分淮水南下入江。
潘季驯立刻上奏争辩，声称清口北与黄会，乃祖陵之水口也，若从东再添一口，使淮水反跳而去，大为堪舆家所忌，若非乱臣贼子，何忍为之？
一杆子给朱衡扫成乱臣贼子，直接给工部尚书干得没脾气了。
甚至拿近的说，上月勘测泇河的途中，潘季驯为了劝谏皇帝莫要分水，还说“好事者乃欲以私意凿见，分泄两河，万一有误，得无令列祖列宗寒心乎？”
至于潘季驯信不信……祖陵真的被淹没的时候，潘总理反倒只字不提风水之说了。
这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帐内同僚纷纷用怪异的目光打量着潘季驯。
朱翊钧冷眼看着这一幕，并未替潘季驯解围，他钦定潘季驯出面回应这个问题，自然有计较。
有些话，无论是初衷什么，一旦说出口，就不会再受自己控制了。
想要推翻皇陵的风水学说，难度可不比黄河改道小多少，别说区区河道总理，连皇帝也轻易定不了性。
上有老祖宗风水堪舆的千年智慧背书，中有飞升的道君皇帝谈玄阐道，下则背靠河道总理发扬光大，乃至有异议的同僚，也碍于祖陵，不好争辩。
如此下来，不知要裹挟多少思想落后的儒员干部，对其深信不疑！
历史上潘季驯死后的万历二十四年，时分黄之工大兴，仍有言官弹劾，称此举破坏“水会天心”格局，妨碍祖陵风水。
及至万历三十三年，南京工科给事中金士衡还在以此为由，反对分水导河，动辄“有关风气”。
甚至崇祯五年九月前后，直隶巡按饶京等人，依旧利用“天心会水”这门风水学说，劝阻了崇祯皇帝开高家堰三闸的计划。
余威尚且如此，就别说今时今日，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
可以预见，一旦黄河改道之事遇到什么阻碍，必然会有无数的科道言官、百姓联名弹劾，以风水堪舆之说，逼停黄河改道之事。
在侧旁观的傅希挚自然也懂这个道理。
或者说，他本来就打算以此切入。
傅希挚煞有介事地皱起眉头，朝潘季驯朗声问道：“水会天心之说，先发端于世庙，后有潘总理念念不忘，我等自是不陌生。”
“照这样说来，如今黄河改道虽旧事重提，却仍旧绕不过王气中泄的坎？”
说话的功夫，脸上隐约露出讥讽之情，哂笑不止。
无论皇帝私下跟潘季驯说了什么，如今这“天心会水”之说，已经事实上成了黄河改道的又一阻碍。
正所谓有得就有失，潘季驯当初用风水之说欺压同僚，此刻就该咽下其酝酿的苦果了。
无论是梗着脖子坚持水会天心，抵死不肯黄河改道，彻底恶了皇帝；还是承认当初歪曲世宗的道法正源，搬弄祖陵是非，总归少不得一场蜂拥弹劾啊！
不说致仕，至少也该修养几年了。
黄河改道这种大工程当然不差这几年。
但，二百六十里的泇河，修不了多久，长则三年，短则两年，一旦完工，作为泇河总工程师的傅希挚，无论是加官进爵，还是工程资历，都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一进一退间，数年后，他与潘季驯谁执黄河牛耳，尚在两可之间啊！
这话可不好答，众人神情各异，目光在傅希挚与潘季驯之间逡巡不已。
事主潘季驯此时却浑然不觉得尴尬。
作为水会天心这一风水之说如今的教主，潘季驯引借风水之说作为政争的筹码，虽然不太光彩，却并不为此羞愧。
皇帝为什么率先找他潘季驯谈心，而不是傅希挚这些跳梁小丑？
因为自己用之则正，看似外修风水，实为内炼河工！
真当这些年两岸生民大望是凭空来的么？都是一件一件实事做出来的。
说句不客气的话，但凡他潘季驯对黄河改道之说坚持反对，哪怕皇帝金口玉言，事情也未必能办成，就好似成祖的“诏悉从之”，也抵不过工部的“搁置再议”。
但，谁让皇帝是从河工的角度，堂堂正正说服了自己呢？
束水攻沙之策，在河床抬高，坡度变缓的事实面前，无疑被宣告了死刑——在相同的洪水来量情况下，下泄速度必然显著降低，还拿什么攻沙？
一旦泥沙沉降，必定沉积河中，随着河成悬河河身饱胀，必然决口，水量又由决口泄出大堤，原先河道中的水势继续变小，水速持续变缓，造成进一步的淤积。
如此周而往复的循环，最多二十年便会积重难返。
当然，退一步说，总归有二十年的太平，换作世宗一朝，就该相信后人的智慧了。
但万历一朝的风气，从不屑于如此推脱。
皇帝有句话说得很对，袖领，就应该要预见。
他潘季驯不能一方面高屋建瓴地规划河事，夸耀万世之功，一方面在发现问题端倪后，又硬着头皮狡辩说，如果某一天南直隶出现地上泽国，才能说明束水攻沙真是走了邪路了。
拿两岸数百万生民的性命争夺政治资本，不是实事求是的河臣能做出来的事。
既然错了，就该认下，自己吐出去的唾沫，也该自己咽回来了。
只要治好黄河，没什么场子是找不回来的！
潘季驯早有定计，他决然转过身，朝皇帝抱拳一礼，正欲开口。
孰料，皇帝的声音却率先响起。
“傅卿所言，亦是朕之顾虑。”
傅希挚霍然抬头，隐约有不妙的预感，潘季驯与一众同僚慢上半拍，惊疑不定看向皇帝。
场中当属申时行最了解皇帝，摇头不止。
按皇帝的性子，哪会容得工程上马在即，就让总设计师被党争撵回家？
既然私下与潘季驯有了默契，皇帝自然不吝于亲自出面，为这位河道总理挡下些许非议。
只听皇帝轻描淡写地接过了话茬：“时人都说，今之治水，难于上青天，上护陵寝，恐其反跳而去；中护运道，恐其泄而淤；下护城郭人民，恐其湮汩而生谤怨。”
“开凿泇河、分离运道之事，朕既已托付给了傅卿，何忍傅卿又为陵寝劳神劳心？”
这话多少有敲打的意味，傅希挚额头渐汗，讷讷无言。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工部的山头太执拗，连朱翊钧也没什么办法，轻飘飘警告一句后，便继续说道：“至于黄河北走，是否会致王气中泄。”
“朕与诸卿都是凡人，哪里看得清楚。”
朱翊钧顿了顿，认真道：“还是得问问列祖列宗的意见。”
能怎么办？
事关祖陵的风水，连皇帝也改不得定性，否则一个不孝的帽子就扣到头上来了。
活人不行只能求诸死人了，听听祖陵里躺着的诸位，介不介意黄河北走——不是儿孙胆大包天，是列祖列宗授意，才敢作调整风水的计较啊！
当然，谁去问就很关键了。
要有值得他人信服的地位不说，还得在工程万一不顺，水情不幸反复，招致群起汹汹之时，承受住无数迷信的、反对的、阴谋的，各种怨望。
如此压力之下，即便是内阁辅臣，恐怕也要免冠致仕，避上几年风头。
无独有偶，皇帝刚想到这里，一众河臣也琢磨过来，不约而同看向申时行。
嗯……申阁老是不是，刚被分派了祭祀祖陵的差使？
申时行早已醒悟，默默坐在位置上，幽怨地看向皇帝。
朱翊钧见状，腆颜一笑。
他语气客气十足，用商量的口吻征询道：“所以，卿此番前往泗州，除了代朕祭祀祖陵外，可否祈示列祖列宗，问一问黄河改道之说，于龙脉妥当与否？”
申时行无语凝噎。
难怪皇帝方才莫名其妙，突然让他祭祀祖陵，敢情是在这里等着！
不是勋贵腾不出手，是只有内阁才有资格为祖陵的意见背书——皇帝金口玉言要黄河改道，他申大学士出面祈示，除了列祖列宗都赞不绝口之外，还能卜筮出什么别的结果不成？
此举直接把潘季驯摘出来了，就是苦了他申时行。
皇帝护住潘季驯不被围攻弹劾，固然仁德，那怎么就铁石心肠，舍得自己背锅呢？
这事当然没有拒绝的余地。
申时行只能艰难按下心中幽怨，恭谨应是：“臣领旨。”
影响仕途啊！
朱翊钧也不管申时行如何苦涩，如何诺诺应是，只趁机环顾帐内一众河臣，审视着众人的反应。
运河绑架也好，水会天心也罢，无疑是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但不应该是影响决策关键问题。
朱翊钧未雨绸缪，将政治问题消弭于无形后，目光还是要放到工程本身上来。
他收回目光，停顿片刻，言辞尤为恳切：“诸卿想必也意会了，朕为了跳出缝缝补补的窠臼，将黄河另起炉灶，做足了准备。”
“早早便准备上祈陵寝、中分运道，只剩排在最下等的城郭百姓，让朕一筹莫展。
“诸卿可否暂且将党争政斗抛诸脑后，替朕参详一番路线、工程、民生、钱粮，说点实际的？”
朱翊钧盯着方才三缄其口的工部侍郎万恭、山东巡抚余有丁、河南巡抚邓以赞、漕运总督胡执礼等人，目光灼灼：“诸卿，还请不吝赐教，也好早议个具体章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