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6章 万国来朝，礼制煌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开封城内的秋意已深，御街两侧的槐柳褪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是无数瘦骨嶙峋的手指。
清晨的雾气从汴河上漫上来，裹着两侧民居的炊烟与码头上苦力的号子，在街巷间缓缓流淌。
都亭驿的驿丞天不亮便起了身，亲自盯着驿卒将各院的炭火烧旺，又将新送来的被褥一一检点，稍有污渍便命人换下。
他在这驿馆当了数十年的差，见过的番邦使臣不少，但今年来贺元旦的番邦使团之多、规模之大，乃是他平生罕见，甚至可以说，怕是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之后便再未曾有过。
在高丽国使团之后抵达的，就是交趾国使团。
正使翰林学士承旨黎仲逵率副使与随员共上百人，坐海船沿海路至明州定海港登陆，再循大运河北上。
而他们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缴纳第一笔战争赔款，共三十万贯。
升龙城被搬空，富良江以北尽归大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连岁贡三十万贯的赔款都要勒紧腰带才能凑齐。
诚实地来讲，这样的局面下，太后派他来贺正旦，与其说是示好，不如说是示弱，也就是让大宋看看，交趾已是这般光景，不必再赶尽杀绝。
但对于黎仲逵而言，示弱也得有示弱的讲究，不能完全卑躬屈膝。
毕竟，占城国、真腊国，也是派了使团来的，若是让人家瞧见，那对于交趾国的国家形象而言，是有影响的......当然了，现在在占城国和真腊国眼里，交趾国还有几分余威，也确实难说。
占城国的正使陀罗尼，是占城国王律陀罗跋摩三世的亲信近臣，占城国地处交趾国之南，与交趾国是世仇，两国彼此攻伐数十年，占城国屡屡吃亏，国土被蚕食，百姓被掳掠，却始终不肯低头。
此番宋军攻破升龙府，占城国王闻讯大喜，今岁遣使入贡，不仅带了犀角、象牙、沉香等贵重方物，还带了一封国书，措辞极为恭顺，称占城“世为宋臣，愿永为外藩”，又反复申述“交趾欺凌小邦，幸赖天朝伸义”之类的，显然是想求得大宋的保护。
真蜡国使团的正使苏利耶是真蜡国王的宗室近支，真蜡国在占城国之西，与交趾国隔山相望，其国势较占城国稍强，但也强的有限，此番遣使更多是来观望局势的......大宋攻破升龙府，兵威震动南海，真蜡国作为南海大国，不可能把两个眼睛一蒙假装看不见，但真蜡国离大宋太远，所以不必像占城国那样上赶着巴结，只需表明姿态即可。
此外，中南半岛前来朝贺的国家，还有蒲甘国，即缅甸，以及地处湄南河下游的罗斛国。
至于大理国，则与交趾国、占城国等新附的南方邦国不同，与大宋的关系非常稳定，都是年年来贺的，故而今年也照例遣了使臣来贺正旦。
其正使名为高允贤，而大理国的使团规模虽然不大，却带了不少滇马与普洱茶砖作为方物，倒也颇受鸿胪寺的好评。
此外，大宋国内还有青唐吐蕃以及西南、东南溪峒诸蛮的使者，如田氏、向氏、彭氏等羁縻州峒主所遣的头人，零零散散十余拨，鸿胪寺光是安排住处便费了不少心思......平常是不会来这么多人的，这些人不服王化已久，此番来朝，多半是见大宋兵威赫赫，故而心生畏惧，前来示好。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海外国家接到了明州市舶司的通知，派遣使团前来，诸如琉求、阇婆、渤泥、三佛齐、细兰、朱罗等国，其中，细兰国就是斯里兰卡，而朱罗国则位于南印度，是印度洋新兴的海上强国。
他们大多是来观光旅游兼打秋风的，甚至说是“使团”都不太严谨，很多就是大商人带着“商团”代表本国来的，是否得到本国国王的授权都很难说。
不过这也没那么重要，对于诸公来讲，要的也就是“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提振一下军心民心，哄官家开心。
至于里面是否有猫腻，是否有大商人假冒使者，谁在乎呢？
而诸公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辽国与夏国这两个大国的使团。
辽国使团比夏国使团到的早，此番辽国使团照例分作两拨，一拨是契丹国母，即辽兴宗皇后如今的太后萧挞里所遣，正使是林牙、左镇军卫大将军萧傅，副使是泰州观察留后鲁昌裔；另一拨是契丹主耶律洪基所遣，正使是长宁节度使萧辇，副使是崇禄卿王正辞。
萧傅是萧挞里的亲族，他到了都亭北驿后，头一件事便是遣人打听高丽国使团的动向。
至于夏国使团则是最后到的，正使嵬名聿正，副使靳允中、吴宗，嵬名聿正是夏国权贵，其本人却是个能说一口流利汉话的，他此番出使，名义上是贺正旦，实则是来试探大宋对夏国的态度......青盐之禁至今未松，横山沿边摩擦不断，李谅祚虽然亲征了一次，却没打出什么名堂，反倒暴露了夏国内部青盐积压、诸部怨声载道的窘境。
至此，各国使团齐聚开封，都亭驿五百多间房屋被住得满满当当，驿丞忙得脚不沾地，鸿胪寺、合门司、礼部的官员更是跟着连轴转。
而因为人手实在不够，所以礼部甚至从馆阁里开始借人了。
其中就包括苏轼。
苏轼在嘉祐四年末守丧期满后，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返回开封，因为他们中进士后授官时间实在是太迟，好位置早都被人占了，所以授予的官职他们都不太满意。
因此，嘉祐六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开始备考制科考试，那一年陆北顾在京城的怀远驿与他们见了一面。
当年苏轼的成绩被评为第三等，因着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的缘故，所以含金量非常高，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今年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在通过学士院的考试后，任直史馆。
考虑到馆阁里的皆是清贵学士，且谈吐、学识都不凡，所以基本都被借调过来充当“权引伴使”这种临时差委了。
苏轼就负责作为“权引伴使”，一对一接待夏国副使吴宗。
吴宗此人是夏国的汉官，祖上本是延州人，庆历年间投了夏国，如今在夏国做到中书舍人，已经出使大宋好几次了......此人比作为正使的党项贵族还要倨傲，前几次来朝，每回都要在礼仪上争个短长，不是嫌馆舍简陋，便是嫌宴席规格不够。
而在吴宗一行人出门前往校场的时候，果然出了岔子。
吴宗身后足足带了数十名随行人员，有捧香炉的，有擎团扇的，有执旗幡的，浩浩荡荡，仪仗煊赫，甚至还带了一队鼓吹，笙箫唢呐俱全，只是尚未吹奏，大约是等着关键时再显排场。
苏轼身旁的吏员低声道：“学士，仪仗、鼓吹先不说，您看那吴宗腰间的鱼袋......按朝廷制度，外邦使臣入朝，佩鱼袋须经合门司特批，他这是先斩后奏，还是在试探？”
苏轼没有回答，只是目光在吴宗那枚银鱼袋上停了片刻，然后迈步迎上前去。
“敢问阁下是？”
见有宋国官员走过来，吴宗扬着脸问。
“大宋直史馆、权引伴使苏轼，奉朝命接待。”
苏轼干脆说道：“吴副使所佩之鱼袋于礼不合，还请摘下来。”
吴宗整了整衣袖，指着自己腰间的银鱼袋，语气里带着几分自矜：“外臣此来，乃代大夏国主贺大宋皇帝正旦，非寻常使臣可比。按我大夏礼制，使臣出使上国，当佩鱼袋、具仪仗，以示对上国之尊崇。”
这话说得客气，实则却硬得很。
苏轼问道：“敢问贵使一句，这鱼袋之制，源出何处？”
吴宗微微一怔，旋即笑道：“鱼袋之制，源出大唐。唐制，五品以上佩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金鱼袋。外臣在大夏官居中书舍人，正五品，佩银鱼袋，正是依唐制而行。大宋承唐制，想必不会以为外臣僭越吧？”
这番话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
吴宗不仅说明了鱼袋的来源，还把自己的官品与鱼袋的等级对应得清清楚楚，最后还顺手将了大宋一军......你们大宋不是自诩大唐的继承者吗？那我照唐制佩鱼袋，你们有什么理由拦我？
“吴副使果然博学。”
苏轼负手而立，脊背挺直，道：“既然副使熟知唐制，那苏某便请教副使，唐制鱼袋，是佩给谁的？”
吴宗眉头微蹙，没有立即回答。
苏轼没有等他，自己接了下去：“唐制鱼袋，是天子赐给臣下的符信。鱼袋之内，藏的是鱼符，鱼符之上，刻的是官职、姓名，没有鱼符，鱼袋便是空袋子......敢问吴副使，你这银鱼袋里，藏的是谁家的鱼符？是大宋天子所赐，还是夏国国主自铸？”
闻言，吴宗的面色微变。
苏轼这话，一把扯掉了吴宗“依唐制”的遮羞布，唐制鱼袋从来不是官员自己佩的，是天子赐的，是大一统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
而夏国国主自封皇帝，自铸鱼符，在夏国境内或许能唬人，但到了大宋的地界上，这套自娱自乐的僭越之制，拿到正朔面前来显摆，便如同沐猴而冠，徒惹人笑。
“苏学士。”吴宗的声音明显比方才高，有点急了，“外臣此来是奉国主之命通两国之好，学士此言，未免太过刻薄了吧？”
“刻薄？”苏轼挑了挑眉，面上的笑意愈发分明，“苏某哪里刻薄了？苏某不过是与副使论一论制度沿革罢了。既然副使不喜论古，那苏某便与副使论今。”
他顿了顿，目光在吴宗身上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缓缓开口。
“大宋之制，外邦使臣入朝，一切仪仗、服色、佩饰，皆须依合门司所定条例而行，不得擅用本国之制，此非苛待外使，乃是宾主之礼。宾入主家，自当依主家之规矩，岂有反客为主、自带仪仗以炫耀的道理？”
吴宗嘴唇翕动了数次，却始终未能吐出一个字来。
苏轼看着吴宗吃瘪的样子，倒也没有穷追猛打，他转向嵬名聿正，语气恢复了公事公办的态度：“嵬名正使，贵使团的仪仗、鼓吹、鱼袋，便暂且留在接引馆中，由合门司代为保管，待贵使离京之日，自当完璧归赵。”
嵬名聿正跟吴宗是不一样的。
汉奸需要攻击母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敌人反而不需要。
再加上他本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纠缠，怕惹来麻烦，故而也就微微颔首，对吴宗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将鱼袋解下。
吴宗站在原地，手指按在腰间那枚银鱼袋上，最后强忍怒气解下。
一行人继续出发。
苏轼就陪在吴宗身边，嘴上不饶人，又补了一刀。
“吴副使方才说，外臣出使上国，当佩鱼袋以示尊崇。苏某倒觉得，外臣尊崇上国，不在佩什么、戴什么，而在心诚与否......心诚，则一揖一拜皆是礼；心不诚，纵使佩金鱼袋、乘驷马车，也不过是沐猴而冠罢了。”
说罢，他不再看吴宗，策马向前走去。
校阅的地点，是在开封外城南薰门外的大校场，这处校场并非寻常操练之所，乃是太祖朝干德元年所辟的“教船池”旧址，当年太祖募诸军子弟数千人，凿池于朱明门外，引蔡水注之，造楼船百艘，曾在此处观水战、阅舟师。
后来，因着南方抵定的缘故，开宝六年改名“讲武池”，真宗朝时填池为场，改作禁军大阅之所，地势平坦开阔，足以容纳上万人列阵演武......自庆历年间西北战事吃紧、国用日蹙以来，这样规模的大阅已停罢十余年，今年为迎接万国来朝，朝廷特旨重开。
校场正中筑了一座丈高的将，基以条石砌就，面铺着厚重的松木板。
将正前方竖着一杆三丈余高的帅旗，绣着一个斗大的“宋”字。
旁边则尚有数株老柳，据传是太祖亲手所植，至今已逾百年，虬枝盘曲，霜皮剥落，在秋风中兀自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