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6章 复议劓剕，企慑奸宄
曾公亮拈须不语。
方才他反对就食，怕的是京城禁军还没到江淮，走到虹桥就哗变了，那就真成肘腋之变了。
而眼下陆北顾说的是屯田，而且是筛选后不堪战的老弱去屯田，危险程度就小得多了。
至于屯田这事，枢密院自己便有权议定。
熙河开边后，陆北顾在洮水两岸置军屯，南征交趾后，又在谅州设屯田，这些也都是先例。
“江淮何处可屯？”曾公亮问。
“楚州、泗州沿洪泽湖一带，泰州沿海盐碱地，寿州芍陂废田，皆可。”
陆北顾显然是事先做过功课的。
他说道：“这些地荒了多年，条件比较差，但不是不能种。禁军去屯，第一年口粮仍由漕运支给，第二年收成自补，第三年应该就有余粮了。”
“楚州以南，水网密，地卑湿，禁军多是北人，去了能不能适应？”张方平问。
“不适应就轮换。”陆北顾答得很干脆，“屯田期满轮换回京，另调新的一批去江淮接手。如此，既不失祖制‘内外相制’之意，又不至于让兵卒客居太久、滋生怨望。”
“轮换之期定多久？”富弼问。
“以三年为底，可延至五年。”
“这法子比裁军稳妥些。”
赵概开口道：“裁军容易把士卒逼反，屯田好歹也算是一条出路，青壮固然不愿意屯田，但老弱却未必。”
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对于有闹事能力的青壮士卒来讲，当兵是为了什么？不就是吃皇粮不用辛苦种地、做工嘛。
要是还让他们去屯田，那为啥不给土豪当佃农、长工呢？
但对于没有闹事能力的老弱士卒则不然，他们体力已经不行了，说白了，就算去给人当佃农、长工，也没人要。
到时候病了饿了，结局大概就是个死。
在禁军里则不然，虽然死个个把人也很正常，但是都是要上报然后注销军籍的，死的多了对于军官来讲非常麻烦。
所以，几乎没有听说过谁在禁军里饿死的，最多就是吃不饱。
再加上军队作为集体，更注重防治疾病，要是染了病，一般也都会给治......当然，要是治不好，那就是命不够硬了。
韩琦依然沉默。
富弼看了他一眼。
自绥州之议以来，韩琦便很少在合议上主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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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这场关于禁军屯田的议论，从头至尾他一个字没吭。
也可能是没什么好说的。
陆北顾提出的并非是裁军，仅仅是屯田而已。
屯田是祖宗旧制，是开源节流，是不增费不扰民不激变的良策，用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既然如此，那就试试行屯田之议吧。”
富弼看向曾公亮，说道：“请枢密院拟个条贯出来，先择楚州一、二处试屯。试屯两年，观其成效，再议推往他处。”
诸公皆无异议。
王安石也没有。
他今日的初衷是“就食”，陆北顾把它改成“屯田”，虽然名目变了，但实际上是一回事。
禁军出京，不管叫“就食”还是叫“屯田”，本质都是把人往外挪，而只要能省下漕运之费，他不介意在名目上退一步。
而就在一切还算顺利地向前推进时，却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
登州出现了一件谋杀案，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杀人偿命，直接判死刑就行了，但登州知州许遵却为犯人开脱，以至于群情激奋，闹到了京东东路提点刑狱司。
京东东路提点刑狱司推诿不能断，上报到了大理寺，大理寺拟定判决后送刑部复核死刑，本来已经定了，负责终审的审刑院却又想要网开一面。
不得已，两制只能按照上意，插手干预。
翰林学士吕公著同意审刑院的判断，认为事出有因，虽然致人死亡，但可免于死刑，流放即可。
这就让大理寺和刑部不乐意了，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主官接连上疏抗辩。
事情一直闹到了两府。
两府为此事专门召开了合议。
“大宋乃是万里大国，四海之广，人口近亿，田舍一人有罪，闹至两府，不可笑吗？”
还没等宰相们开口，张方平先抱怨道：“相较于天下大事，此事之细，何啻秋毫之末？朝廷若断其狱，委一法吏足矣！这点小事纷纭至此，更可疑之大事何以决之？”
“好了。”富弼无奈道，“此事既然已经闹到这般地步，我们不处置谁又能处置呢？”
“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所致？”
赵概摇头叹气：“世风不古矣。”
也不知道他在阴阳怪气什么，搞的好像世风日下是新政导致的一样。
就在这时，韩琦却忽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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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恢复肉刑。”
“《周礼》司刑掌五刑之法，墨、劓、剕、宫、大辟，此乃圣王之制。秦、汉承之，至文帝方除。”
“如今大案频仍，而朝廷慎判死刑，多用杖、徒、流，实难惩戒重犯，且即便流三千里，依旧有江洋大盗逃脱后再行罪案，今盗贼日滋，不若复肉刑以慑奸宄断其趾则不能复盗，劓其鼻则无处可匿。”
列席的三司使王安石连连点头，同意道：“今之刑等，死罪之下便是流配，中间空悬数等。州县断案，上不能入死，下不足以惩奸，只得折杖了事......折杖二十，皮开肉绽，三月之后完好如初。复为盗者，十之六七。”
富弼蹙着眉，说道：“这话不假，但肉刑之酷不在于刑，在于不可复......劓一鼻，断一趾，此人终身残毁，纵使他日后想改过，也无从改起了。”
张方平看着韩琦，意有所指地问道：“朝廷标榜以仁治国，先帝在日，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活千余人。如今新帝方践祚，太后垂帘，天下拭目以待新政，这时候推肉刑，让天下人怎么看？”
韩琦不以为意。
老年的富弼或许还有年轻时的心气，但老年的韩琦肯定没有了。
此时的韩琦，既偏保守，又行事酷烈。
曾公亮则稳道：“刑罚之道，有世轻世重之分，《周礼》大司寇有‘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之说。今之天下，是乱国乎？”
这话问得极巧。
若答是乱国，便是自承治政无方；若答不是乱国，便无由推重典。
韩琦没有接这个话茬，只道。
“《周礼》大司寇又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肉刑之要义，正在‘明刑耻之’四字......黥面刺字也是明刑耻之，断趾劓鼻也是明刑耻之，二者不过轻重之别。既然黥面已行，何以断趾便不可行？”
陆北顾一直听着，这时候才开口。
“黥面刺字，是先帝在时便已行之的旧法，先帝为什么不往上再加一等？难道先帝不知累犯之多？是因为先帝知道肉刑的口子一开，往下便是无底洞。今日断趾，明日劓鼻，后日是不是还要复宫刑？”
“方才说，死罪之下便是流配，中间空悬数等，这话不差，但填补这空悬的数等，不是只有往重了填一条路，可以往上填，也可以往细了填......流配分远近，折杖分多寡，徒刑分长短，这些都是在‘不残人肢体’的前提下，可以做的文章。”
王安石对此不以为然，还想说什么，但还没开口就被张方平截断了。
“诸公。”
张方平声音洪亮：“真庙时议过，仁庙时也议过，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每次都不了了之。为何？因为肉刑说到底不是刑律之争，是德政之争。”
“不错。”
王拱辰也同意，反问道：“庆历以来，百姓望断案如望甘霖，这时候不想着怎么让断案更公，反倒去议什么断趾劓鼻，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
双方各执一词吵了半天，最后不了了之。
陆北顾回到枢密院值房，也没去吃饭，阖上门就坐回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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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思忖了片刻，才提起笔写奏疏，准备等韩琦正式上疏后再上。
“臣闻肉刑之议，沸于朝堂。主之者谓盗贼日滋，非重典不足以慑奸；驳之者谓残人肢体，非仁政所宜出。二者各有其据，臣不敢以一家之言遽断其是非。然臣窃以为，此议之起，非止刑律之疏，实乃条令之敝。”
“今《宋刑统》颁行七十余年，所增编敕不下百卷。然条令愈繁，行法愈滞。一盗案之断，自县而州，自州而路，自路而大理寺，辗转审转，动辄经年。其间胥吏舞文、豪强请托、有司推诿，积弊丛生。”
“故百姓之苦不在刑之轻重，在断之迟速，迟则冤抑不得伸，速则奸宄无所遁。若能使断案如期、执法如一，则虽用中典，亦足以慑奸；若不能，纵复肉刑，亦不过为酷吏增一虐民之具耳。”
“臣请以三事为先。一曰清案牍，限审转之期，违者有罚；二曰明法条，去重复抵牾之文，使州县有司可据而行；三曰严考课，以断案之公、速、允为有司殿最。三事行则刑律之威自立，不必复肉刑而奸宄自戢。”
而随着韩琦《复肉刑疏》一上，陆北顾便上疏反对恢复肉刑，王安石则上疏支持恢复肉刑，事情又很快演变成了党争。
大宋的事，坏就坏在“党争”这两个字上面。
可说实话，身处漩涡之中，无论是何等人物，都逃脱不了。
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兼判刑部，与同判刑部的丁讽都坚持死刑，此二人之前皆上疏弹劾过王安石，王安石因此指使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之罪。
跟刘述关系好的殿中侍御史刘琦、钱凯一同上疏。
但御史台并不是一条心，孙昌龄跟彭思永都是王安石推荐的，所以御史台内部意见分歧严重。
随后，就传出了刘琦、钱凯即将被贬的消息，而孙昌龄还假惺惺地安慰。
钱凯脾气爆，可不惯着这些表面同僚，在御史台里当众怒骂孙昌龄。
“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
而后钱凯拂衣上马，径自离去。
没几日朝廷便贬刘琦、钱凯分别去监处、衢两州的酒税。
因为影响比较恶劣，所以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也被贬出京了，贬为蕲州通判。
处理完言路上的事情，朝廷又把涉案的三法司官员不分对错也都给贬了。
支持死刑的官员，兼判刑部的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外放知州，同判刑部的丁讽贬为复州通判。
反对死刑的官员，审刑详议官王师元贬监安州酒税。
总而言之，朝廷的态度就是，既然你们判不明白，把案子闹到了两府这里，那就是你们推诿无能没有担当，统统都得惩戒。
否则，以后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往上推，两府什么都不用干了，天天代替知县断案吧。
正在工地上打灰的司马光听闻此事，百忙之中抽空上了《论责降刘述等劄子》。
“臣窃闻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皆执守谋杀刑名被劾，臣闻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此古今之通义，人臣之大节也。”
“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夫绁食鹰鹯者，求其鸷也，鸷而烹之，将何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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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恐天下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移于臣下，聪明有所壅敝，非国家之福也，乞赦刘述等勿劾，还于本官。”
司马光的奏疏没有得到回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谏院这边，同知谏院范纯仁上疏弹劾王安石，反对均输法规模的继续扩大，被富弼贬为江州知州。
范纯仁的观点当然有些迂腐，说什么“人主不当言利，但务农桑节用而已”，又说“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还说“安石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彊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致陛下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云云。
但这事却又成了新一轮党争的引子。
王安石深感做事受到台谏系统的掣肘，打算想办法提拔更多的自己人控制台谏。
同时，他也深感自身权柄不足，因此盯上了参知政事的位置。
很快就有谏官上疏，弹劾赵概“年高不退，廉节已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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