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0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顾炎武见此人果然是一道赴考的考生，好感大盛，也报了自己名号，与他一同返回广州城。
路上相谈两句，他二人发现彼此都是复社成员，都对腐朽的八股文不屑一顾，都对大明朝廷颇感失望，甚至救国主张，施政理念也几乎相同，不由生出知己之感，相约明日一早，再一同来守心阁看书。
次日天刚蒙蒙亮，顾炎武便急忙起床，洗漱一番到楼下时，便见黄宗羲已在楼下等着了，二人一路结伴相谈，走入守心阁中。
二人坐在昨天位置上，分别取了书来读，顾炎武挑的还是《皇明海外诸夷志》，黄宗羲则选了本培根的《新工具》。
两人一直坐到正午，饿得头晕眼花，守心阁内为保护书籍不许吃饭，好在大学外面有大量的茶摊、面摊，热闹的仿若集市，二人便结伴出阁吃些东西。
黄宗羲家庭拮据，随身带了干饼，只要了一碗粗茶，顾炎武虽是江东豪族，可顾及朋友感受，也只点了素面和一两样清淡小菜，请朋友一起品尝。
二人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上午的读书感悟，都对这守心阁大加赞赏，更对那百姓口中的舵公，士子口中的夏王憧憬非常。
这倒不是二人为功名硬拍马屁，也不是能免费看书得了实惠而心生好感。
实在是大夏的施政理念与二人的主张高度相符。
譬如二人都否定程朱理学和八股文，主张学文必须能“经世致用”；主张高薪养廉，严格考核，裁撤冗官，反对党争内耗；反对三响加派，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主张发展工商，反对一潭死水的户籍划分；坚持华夷之辨，坚决抵抗建奴，早日收复辽东。
这其中的每一条，都被大夏做到了，而且比他二人的粗浅理论做得更完善。
二人置身大夏境内，颇有种如鱼得水之感，都摩拳擦掌，准备考上功名后，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国添砖加瓦。
顾黄二人正谈得起劲，一旁有人出言讥讽：“听两位口音，是浙直一带人士吧？二位的秀才功名是在明廷考的，为何千里迢迢来大夏乡试？说到底无非求功名利禄而已，空谈天下兴亡，岂不令人耻笑？”
顾黄二人向说话人望去，见对方也是个儒生，想来是本地士子，嫌外来士子占了科举名额。
顾炎武笑道：“兄台这话不对，如今天下大乱，有识之士自然要择优而仕，方能一展所长。”
本地士子道：“说的好！既是天下大乱，你身为浙直学子，为何不在本地出仕保家卫国？来我大夏科举，说到底还不是在北边考不上？”
“你！”黄宗羲拍案而起，又被顾炎武拦下，只听他正色道，“既是天下大乱，我辈来大夏科举，自是为救天下！自古有亡国，有亡天下，二者何异？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昔者蒙元代宋，衣冠涂炭，斯文扫地，谓之亡天下，若建奴入关，剃发易服，毁我纲常，亦然。
今观玄夏代明，易姓改号而，于天下无碍，华夏衣冠、圣贤之道无所损也，何足深咎？。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我辈所以择而仕者，非苟全性命以图富贵，实不忍天下沦胥，欲存斯文于一脉也，科举恩科，行之以道，于忠义大节，固无伤也。”
“说的好！”黄宗羲愣了片刻，接着鼓掌叫好，“这番亡国、亡天下之论，在下还是头次听到，当真茅塞顿开！”
那本地士子闻言瞠目结舌，怔了片刻后，起身灰溜溜的逃走了。
顾炎武淡然一笑，并不以为意，与黄宗羲继续谈笑。
茶摊中人来人往，正赶上饭点，来吃饭的大学学子很多，其中一桌人坐下后，就大谈律法，话题不时还延伸到理学、心学、朝堂上去。
黄宗羲本不想偷听，奈何那桌学子正为几个法条争论，声音很大，加上黄宗羲本就对律法感兴趣，想不听都不行。
其中一学子道：“观诸明廷之弊，坏就坏在党争上，所以新法得立法杜绝朋党才行。”
另一学子道：“小人结党，君子不结党，这样岂非君子要屡败于小人？”
“东林党成立之初也自比君子，大谈兴复救国，结果如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自己可定不准。”
“元仲兄，你的‘性恶论’又来了！”
被称作元仲兄的学子道：“好，那咱们不谈善恶，且说什么叫结党？法律得客观公正才行，怎么界定谁结了党，谁没结？在阉党们看来，叶阁老还是东林党呢。在赵南星看来，他至死也只是清流一脉。结党与否既无标准，如何裁定判罚？”
另一学子打圆场道：“罢了罢了，宪法只定原则，不定法条，结党违法与否，还是暂且搁置，先定民法、刑法相关原则为上。”
黄宗羲听得实在心痒难耐，忍不住上前拱手道：“诸位兄台，浙东黄宗羲，适才无意间听闻各位辩论法制，在下也有些浅见，想与各位请教。”
大学内学术氛围极为自由，学子们早习惯集体辩论商讨的学术模式，干脆拉出凳子，邀请黄、顾二人同桌。
元仲兄介绍自己是李世熊，同桌之人也互报姓名，一一引见。
客套一番后，李世熊道：“不知黄兄有何指教？”
黄宗羲起身拱手道：“指教不敢当，只是抛砖引玉罢了，在下以为，若要行新法，首要就是解决治人治法之辩。”
所谓“治人治法”，是荀子最先提出的，其观点是“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在《中庸》中，孔子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为政在人”。
粗暴的讲，就是有好法律没用，关键得有好人，也就是所谓的君子。
这个辩题归根到底，还是李世熊提的那个问题，究竟是权生于法，还是法生于权。
黄宗羲毕竟与李世熊等人不熟，只是抛出问题，不敢阐述自己离经叛道的观点。
不过在座的都是聪明人，黄宗羲既抛出这个辩题，他什么意思，大家也就都明白了。
李世熊与同窗们对视一眼，相视一笑。
“黄兄是想说，既要立法，就要立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既要行新法，就要令皇权在法之下，而不能超脱法外，对吧？”
黄宗羲闻言，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万万没想到李世熊把他的观点说得如此露骨，这话不论在大明还是大夏，都是触犯皇权的顶级忌讳，危险程度堪比在天启朝骂魏忠贤。
不过黄宗羲毕竟年轻气盛敢作敢当，一瞬惊慌过后，梗着脖子道：“不错！”
李世熊笑道：“那敢问，皇帝犯法，如何惩戒？谁去立法，谁去司法？”
黄宗羲道：“强相权，以制皇权。”
“若皇权强过相权，如洪武皇帝罢黜宰相，当如何？若相权独强，如王莽谋权篡位，当如何？”
黄宗羲顿时陷入迷茫，李世熊循循善诱，把林浅那日讲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权法之辩等道理，都讲给了黄宗羲听。
黄宗羲初时还能辩驳两句，越听越是心惊，直到最后如遭五雷轰顶，颓然不语，种种反应和当时的李世熊一模一样。
李世熊见状，又把王上安慰他的话，有样学样，讲给黄宗羲。
黄宗羲听完后慨然长叹，起身拱手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黄某后学末进，今日受教了。”
顾炎武也起身道：“在下能闻听此言，已不枉来广州一遭，先生在上，请受学生再拜！”
黄宗羲接道：“也请受学生再拜！”
李世熊连忙起身，拖住二人，笑道：“二位兄台不当拜我，在下也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顾黄对视一眼，黄宗羲问道：“敢问说出此言的，是哪位当世大儒？”
顾炎武见李世熊等人都是一身书生气，出现在大学旁的茶摊上，定是大学学生，心中恍然，喃喃道：“难怪人人都说徐山长学贯古今，今日领教了……”
李世熊摇头道：“山长学问大不假，可这番话却是王上说的。”
顾炎武微微愣神：“王上？夏王？”
“正是，说来惭愧，在下闻听此言时，与黄兄反应一般无二，连开导之言，都是照搬王上的。”
黄宗羲神色骇然，确认道：“李兄是说，这番话是王上对兄台亲授？”
“确实是王上亲口对在下和同窗们说的。”李世熊说罢，只见顾、黄二人，眼中神色从震惊转为浓浓的艳羡。
一旁的大学学子道：“咱们谈论的法制，也不是空谈，而是定下之后，真真切切要实行的，这是文法学院的毕业课题，我们暂命名为‘大夏律’。”
“什么意思？什么叫真切实行？定下来就用？让诸位兄台定？”黄宗羲顾不得仪态，连发四问。
那学子道：“然也。王上说了，此法订立，可以请教任何人，只要是善法就能记录其间，二位兄台若有良言，我等亦可添入法条之中。”
顾炎武震惊当场，默然无语。
黄宗羲抬头望天，默默流泪，天启六年，其父黄尊素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因多次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被阉党假传圣旨，投入锦衣卫北镇抚司诏狱，酷刑折磨致死，正是“东林十二君子”之一。
黄宗羲时年十六，亲眼目睹父亲被捕，三个月后只收到一具不成人形的腐烂尸体，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伴他直到今日。
崇祯皇帝即位后，查处阉党，然而很多阉党成员都躲过一劫，更令黄宗羲深感朝局黑暗和自己的无能为力，对大明不满已至顶峰。
如今看到大夏愿把立法权交给年轻人，愿立一部公正的天下之法，如何能不激动？
结合他来广州后的所见所闻，只觉一切都充满勃勃生机，只恨自己没生在福建、广东，没有早到大夏治下为大治之世出力。
之后一段时日，顾黄二人每天都来大学，上午、下午读书，午饭、晚饭与李世熊讨论新法，晚上回客栈温习《四书章句集注》，日子忙碌、疲惫，却很充实。
又过不久，归庄也随顾炎武每日来大学读书，渐渐大学西门茶摊，吸引来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人人皆畅谈天下大事，批驳大明弊病，学术氛围极其浓厚。
李世熊白天领着文法学院的学生，在茶摊商谈新法，记录士子、百姓提出的好点子；晚上则在大学里研究如何令烽讯夜间传讯，也忙得头不沾枕。
与此同时，江西捷报也在不断传来，攻破赣州后，江西似乎再无一座坚城，每天都能听到战线稳步推进的消息，又有某府、某县被攻克。
一派繁忙与欣欣向荣之中，大夏终于迎来中玄二年的乡试。
天还没亮，林浅便兴致勃勃地起床，拉着周秀才去贡院视察。
广州贡院之前为迁都拆毁，修建了府衙，所以乡试考场就定在广州东门外的城郊，摆上桌椅，支起遮阳伞，围上帷幕，就是个考场。
这条件看起来简陋，但和牢房一般的贡院相比，已很不错了。
黎明前后，士子们已陆续赶到考场外围，等待搜身进入考场。
有士兵拿着铁皮喇叭喊道：“不许携带饮食、炭火、干粮，午饭由贡院统一发放！不许携带饮食……”
除了八股内容放宽外，大夏科举在考试形式上，也做了诸多变化，发放饮食就是其中一项。
以往科举，饮食由考生自带，有夹带可能，不利于搜查不说，在狭小号舍中，煮饭、热饭都是麻烦事，只能啃干粮吃冷食，饿肚子，闹肚子，病倒的，失火的不计其数。
发放饮食，就能将这些麻烦全部避免，何乐而不为？一顿饭、一壶热水才花几个钱？
至日出时分，考生均已入场，按提前配发位号就坐，考官穿梭其间，下发试卷。
林浅就在考场正东，主考官的摊位上，随手拿起一份备用试卷查看。
只见一份试卷就是三张大白纸，在其背面有每卷的考题。
林浅翻开第一张，只见考题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没有句读，没有标点符号，甚至没有问题。
不过林浅毕竟研究过科举，知道这个题目翻译为现代语境就是：“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根据材料立意，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八股文。”
当然，这是大夏的科举风格。
在大明语境下，自选角度是不可能的，标准答案只有一种角度，那就是朱熹的角度。
程子、朱子对这话的理解为：
民为贵，不是说民可凌驾于君上，而是君要以民为本，体恤民生。
社稷次之，因为社稷是为民而立，无民则无社稷。
君为轻，是指君之尊贵系于民心向背，失其民则失其君，而不是说君权不尊。
打个比方就是，老百姓之于君主，就像耕牛之于农民，耕牛没了，没法种地，臣民没了，没法统治，所以要像爱护家里的耕牛一样，爱护百姓。
这听起来怪怪的，因为本质还是给君权至上找补。
当然，这是朱子的一家之言，孟子这话本意是不是如此，就不得而知了。
即便找补到了这份上，朱元璋对“民贵君轻”的这一整段论述，仍极为不满，便将其整章删掉。
所以，大明开国以来，科举近九十次，没有任何一次，用“民贵君轻”为题。
即便四书五经都考烂了，为了不重复出题，只能出偏难怪，发明出了“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这种完全狗屁不通的考题，也没人敢触犯君权红线。
大夏既是继往开来的政权，有接替大明之意，争夺天下正统，从政治上，自然要用“民贵君轻”给自己确立合法性。
同时，这个试题从没考过，也就没有时文可抄，甚至有些只看时文，不看四书的投机取巧的学子，都没听说过这句话。
这个考题是林浅自己定的，他自认十分应景。
除却一篇出自四书的八股文试题外，下一份考卷背面是出自五经的题目，同样要写八股文。
第三张卷子背面，则是论、诏、表等各一道。
这看起来题量大，实际上论、诏、表等都是送分题，只有八股文才能拉开差距。
大明乡试中，首日的八股文有七题，要写整整七篇，导致考试时间紧张，考生难以仔细斟酌字句，只能背大量的时文套路，考试时往上硬凑。
大题量对选拔人才毫无意义，对阅卷考官来说更是折磨，以至大部分考官都以首篇八股文评判优劣，余者通通不看，可谓是把形式主义做到了极致。
大夏科举既然是为选拔人才，就要一股脑地割除这些积弊。
“咚！”卯时初刻，考场中一声铜锣响，考生被允许翻开考卷，审阅题目，开始答题。
林浅背着手到帷幕外偷听，只听考场中，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显然士子们都被这“民贵君轻”的题目惊到了，不觉嘴角微勾。
号舍中，顾炎武见到考题的一刹那，不禁浑身汗毛倒竖，这题目出的着实石破天惊，不过紧接着，他就又觉快意，这才是能激人思考下笔的好题目，比那些“有情对”、“无情对”的文字游戏，有意义的多。
他细想片刻，在心中理出思路，然后在草纸上写下“黎庶为兴衰之本，吏治为安邦之要”的两句破题，从民生、赋税、吏治入手，大谈爱民之道，这算是务实、平和的写法，不犯忌讳，又委婉的表达了观点。
这既不算对朱熹观点的人云亦云，也没有否定朱熹提出的君权至上。
不远处另一个号间中，黄宗羲则写道，“兆姓立乾坤之主，一姓居藩辅之次”，这两句则更为激进。
他的观点则是实现民贵不能靠帝王的良心，要制规矩，限君权，立意深远，观点犀利，可缺乏实际措施。
考生们一直写到正午，果然有人来送饮食，每人一竹筒热水，一碗米饭，一份拌豆腐，一份拌豆芽。
都是些清淡至极的菜色，可胜在新鲜，考生们不至于吃坏肚子。
吃完饭后，还有人又来倒了一竹筒热水。
到晚上时，便有人来收卷，放考生们回广州城居住，第二日，再来考策论。
大夏简化版的科举只需考两天，相比大明乡试的九天六夜，极大减少了对考生的身心折磨，获得了一致好评。
就在当晚，首场考试的阅卷工作也立刻开展。
因为乡试之后不到两个月就是会试，所以阅卷丝毫耽误不得，只能辛苦考官了。
为加快阅卷效率，除常规的科举考官外，林浅还调配了叶益荪手下及文法学院的学生帮忙。
考卷都是糊名的，另有专人誊录，极难作弊。
事实上，上千年科举发展至今，其防作弊的制度已极为先进，只要考官本身不出问题，想作弊考中，几乎不可能。
林浅深夜亲至大学，监督阅卷工作，并要来了考生名单核对。
乡试一般是在各省省会进行，外地考生则需前往广州应试，是以广州乡试的考生极多，本地外地加起来，总共有近两千人。
林浅翻看考生名单，果然在其中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
顾炎武、黄宗羲，这二人在后世被称作思想家，不以实干著称，殊不知那是因为大明埋没人才，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著书立说，发发牢骚。
历史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实地走访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九边等地写就，把每个地方的地理、兵防、赋税、水利、农业情况记录在案，还总结了各州县施政的利弊得失。
大明两百多年，黄册、鱼鳞图册编纂无数，到灭国也没能弄明白豪强隐瞒的土地、人口究竟有多少，竟在灭国几十年后，被顾炎武基本理清了。
他为了写这书，前后用了二三十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堪称是以一人之力撑起的全国数据普查。
这不是只靠毅力，下死功夫就能做成的事，这得用多源文献互证、时序对标、区域参照、实地走访考据才行，要用朴素统计与社会调研方法。
一个平头百姓能做到这一点，可谓逆天。
恰好大夏现在亟待更新的，就是吏治考核，而吏治考核正要以统计学为基础，统计学人才自己就送上门了。
另一位黄宗羲，此人著作《明夷待访录》，设计了一套近现代国家的制度，已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子，直到清末时，维新派还拿这本书当思想武器，可见其先进性。
当然这书也有诸多局限，但未来大夏如果想开启变革，限制皇权，黄宗羲必是最好的人选，哪怕他人死了，其思想也会是改革派最好的武器。
眼见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已凑齐两人，林浅仔细寻找“王夫之”的名字，可惜未寻得。
林浅放下名单，对考官道：“地字第二百一十号，玄字第三十五号考生的卷子给我。”
这两个考号就是顾、黄二人，因为卷子是糊名的，且名单只有林浅手上的一份，是以考官并不知道这两份卷子是谁的。
递给林浅的两份考卷，其上字迹都是红色，这就是经人誊写的版本，称为“朱卷”，考生原始版本是用正常的黑色墨水写的，称为“墨卷”。
考官阅卷时，看的都是朱卷，墨卷都是封存的，只在特别需要核对时，才会调用。
在两份试卷的右上角，还有考官画的戳记，顾炎武的试卷打了个圆圈，黄宗羲的试卷画了个三角。
林浅指着那戳记问道：“这符号什么意思？”
考官道：“这两份卷子已阅过了，圆圈是最优，三角是次优。”
林浅看过一整本程墨时文，对八股文的优劣，也会评判，通读一遍后，只觉两篇文章写的极佳，比大部分狗屁不通的时文好了不止一星半点，不明白为何一份最优，一份次优。
考官指着黄宗羲的卷子解释道：“这份卷子文笔、经义都是上佳，只是观点过激，所以给他评分降了一等。”
说观点过激，已十分委婉，黄宗羲文章提出要限君权，这犯了大忌讳，在明廷治下，这种卷子别说降一档，就是把考生抓了治罪，都不为过。
不过考官也清楚林浅的脾气，只降一档评分，既体现王上的爱才之心，又体现考官对王上的维护之意，怎么都不犯错。
林浅又把黄宗羲的文章看了一遍道：“改回来吧，要敢让人说话。”
“是。”考官拿来朱笔，给黄宗羲的三角改为圆圈。
考官退回原位，房中满是翻越考卷的纸声，不时有好卷子，引得考官们一起欣赏，也有劣作被挑出来，所有人一起嘲笑。
林浅看着忙碌之景，心中感叹道：“天下英雄，可以尽展其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