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7章 犯罪心理学
张素珍的血样，在周奕向曹安民提出请求后的第二天，就送到了周奕手里。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进行dna检测，周奕请方见青安排了一个人，直接带着血样和沈小红案里保存的证据样本，坐火车送去省城。
邹金泉的血样是晚了一天后，由南方那边的警方寄送往省城的。
当时张素珍的血样和证据样本，已经送进了实验室进行检测，只是结果还没出来。
侯堃那边，一直盯着张素珍。
虽然张素珍每天照样按部就班地上下班，貌似没什么异常行为。
但侯堃明显发现，张素珍的警惕性开始变强，进出的时候都会东张西望一阵子，有时候甚至还会突然折返，这些举动都说明，她有提防，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所以周奕马上就调整了策略，找方见青又借了两组人，采取远距离盯梢的办法。
既然她有了反侦察意识，那反复出现的陌生人一定会引起她的注意，再加上她工作的妇产科本来就比较特殊，很难进去近距离观察。
而且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做什么不利于自己的事情。
所以周奕改变目的，让侯堃再带着两组人，形成一个远距离动态控制网。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她突然逃跑，丢失目标。
另外，他们还从电信局那里，每天定期拉出了张素珍办公室里的座机电话通话记录。
因为周奕之前观察过，张素珍租的房子里没有安装电话。
医院这边，孙秘书也确认，张素珍没有手机。
从通话记录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张素珍这几天频繁和一个手机号通话。
这个号码，就是她儿子张旭的。
有时是张旭打过来，但更多的还是张素珍打过去。
这可以理解为张旭因被分手而情绪低落，一方需要倾诉，另一方关心儿子的情况。
本质上频繁通话，也算情有可原。
陈薇薇那边，周奕后来又联系过一次，她按照周奕的建议，带着母亲住进了酒店，目前一切正常，没再遇到什么危险和骚扰。
至于张旭那边，周奕联系了陈薇薇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请他们帮忙做了下外围调查，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张旭干的肮脏事儿。
说明这个人实际上心胸极其狭隘。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有用的线索。
真正有用的线索，还是藏在了清源县的县医院里面。
当周奕了解到，刑侦大队针对沈小红所谓做生意的调查结果后。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沈小红说的这个朋友，可能不是社会上的朋友，而是内部的朋友。
比如张素珍。
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张素珍为什么要帮曾美华弄到一个孩子。
两人之间没有亲属关系，走访县医院老职工的时候，也没发现曾美华和张素珍之间存在什么密切的友情关系。
所以张素珍的动机，不可能是“感情好”“可怜她”。
因为这件事不仅违法，违背道德和良知，而且还存在着不低的风险。
就跟沈小红的死因一样，如果不是情，那就只能是钱。
再结合人人皆知的张素珍那个赌鬼丈夫。
周奕认为，大概率是因为曾美华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孩子。
但孩子不是货架上的商品，出门左拐就能买到的。
尤其曾美华的意图还特别明显，她要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能向全世界都伪装成是她亲生骨肉的孩子。
她想骗所有人，包括她自己。
那这个孩子就不可能很大，只有婴儿才符合条件，最好是新生儿。
毕竟去福利院领养，符合条件的健康新生儿是可遇不可求的。
而恰恰，张素珍为了替自己丈夫擦屁股，又很缺钱。
但这种事，就跟潘金莲和西门庆一样，两个人即便各怀鬼胎，也有一层没捅破的窗户纸。
中间得有一个能穿针引线的王婆才行。
从张素珍的角度，目前还找不到她和沈小红之间有密切往来。
但从曾美华的角度出发，沈小红无疑就是最有可能成为王婆的那个人。
她像是一个中间人，介绍了一单“生意”，自然要从中牟利了。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信息。
就是现代医院的接生，不像古代，一个接生婆就行了。
医院生孩子，顺产的话至少得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外加一名助产护士。
如果剖腹产的话，还要再加一名麻醉医生和一名器械护士才行。
所以葛慧生孩子的时候，不可能只有张素珍一个人在。
想瞒天过海，至少得有其他帮凶。
曾美华不行，因为她那时候已经不是妇产科的护士了，她跨科室参与手术，不仅不符合规定，还很容易引起怀疑，留下把柄。
那沈小红不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吗？
想通了这点，再结合沈小红向邹金泉吹嘘的所谓做生意。
周奕联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曾美华买的那个孩子，也就是于有良的儿子齐帅。
要么就是张素珍卖的第一个孩子。
要么就只是其中的一个。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或者之后，张素珍可能还用类似的手段，卖过更多的孩子。
毕竟有些犯罪行为，就像潘多拉的魔盒，第一次战战兢兢，第二次心存侥幸，第三次就习以为常了。
比如盗窃、嫖娼、贪污之类的。
都是一回生，二回熟，最后变成惯犯。
张素珍缺钱可不是一天两天，她要给赌鬼丈夫还债，要养儿子。
人本来就不该赚快钱，一旦赚了快钱就回不去了，何况她还很缺钱。
有了明确的怀疑方向后，进一步的调查也就有的放矢了。
这点还和陈彦军可能打听到的所谓张素珍干过的缺德事，相契合。
虽说陈彦军也没少利用职务之便，为崔立这个奸商大开方便之门，还害死了人。
但他的行为属于职务犯罪，没有直接害人，而是间接导致的。
和张素珍这种直接贩卖新生儿的罪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所以陈彦军看不上张旭，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张旭本人，有很大可能是因为张旭有这么一个当人贩子的妈。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够讽刺的，坏人之间还有鄙视链。
曹安民听了周奕的分析后，当即神色严峻，因为这不仅仅是怀疑张素珍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可能武光还藏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地下人口贩卖链条。
张素珍这边只能算是源头，她想把更多新生儿卖出去，还需要专门帮她找下家的同伙。
如果孩子卖到很远的地方，那就还会涉及到运输问题。
查实的话，这就是一宗特大人口拐卖案啊。
于是曹安民当即决定，由市局刑侦支队和县局刑侦大队成立专案组，联合侦办，全面彻查第二中心医院和清源县县医院张素珍经手过的所有病例。
要把这个张素珍的老底，给挖个底朝天！
第二中心医院这边的记录好查很多，因为三甲医院在资料管理上更严格规范，而且张素珍是八八年才来的二中心医院，资料都是十年内的。
二中心这边查下来，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只有两份病例需要复核。
第一份是九三年的时候，有一名张素珍接生的新生儿死亡了。
死因是脐带绕颈加羊水污染导致的胎儿窒息，有抢救记录，最后也有家属签字确认并领走夭折孩子遗体的记录。
支队也通过户籍资料找到了这对夫妇，确认孩子遗体他们带回去后，送殡仪馆火化的。
所以排除了偷梁换柱的可能性。
第二份则是八九年，也就是张素珍来二中心的第二年。
这是一份误诊的病例。
可在周奕他们看来，这次误诊，却相当可疑。
张素珍误诊了一名孕妇肚子里的胎儿可能畸形，结果对方跑去一中心医院一查，结果一切正常。
于是孕妇的丈夫就跑回来大闹，张素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误诊，并向家属道歉，院方还对她进行了批评。
看似，只是一起偶发的误诊事件，毕竟没有医生能保证自己绝对正确。
但结合当年葛慧的事，以及已经对张素珍的高度怀疑，周奕认为，这可能并非一次普通的误诊。
而是张素珍意图故技重施的试探。
她想用最低的成本，试一试在这里，能不能继续干从前的勾当。
只不过最后失败了。
与二中心这边相反的，则是县医院那边的情况。
只是县医院的管理很松散，远没有市医院来得正规。
首先，县医院没有统一的病历管理，也没有备份资料，所有病历都是各科室自行管理的。
然后，正因为各科室自行管理，所以不光只是资料保存的问题，更大的是监管的问题。
也就是说，除非病人闹，否则就是医生说了算。
任何事，失去监管，权力太大，就会出问题。
最后，就是县医院现任的妇产科主任表示，之前的旧资料，因为保存不当，大量受潮发霉，只能扔掉了。
这个比例，超过一半。
可见管理上有多松散随意。
不过即便如此，最终警方还是从剩下的不到一半的病历资料里，找到了多起可疑的病历。
一群人翻了整整两天一夜，眼睛都快看瞎了，总共找到了不包括葛慧在内的另外四份可疑病历。
时间跨度从八零年，一直到八六年。
而且无一例外，主治医生都是张素珍。
套路也基本跟葛慧遇到的差不多，说产妇有梅毒或乙肝，导致胎儿畸形，然后诱骗产妇和家属签下放弃治疗的声明。
几乎如出一辙的套路，却让人头皮发麻。
因为这还是在资料缺失的情况下找出来的，加上葛慧和于有良的儿子，就有五个孩子了。
那些已经查不到的资料里，到底还有五个，还是十五个，那就完全不得而知了。
随后警方根据资料，同时寻找当年这四位产妇了解情况，结局也令人唏嘘。
两对夫妇和于有良他们一样，离婚了。
一位产妇不确定是产后抑郁，还是以死明志，出院后不到两周就上吊自杀了。
最后一对夫妇出去打工，已经失联很多年了。
有人详细回忆了当时的过程，跟葛慧的情况基本一样。
其中一名产妇说自己前夫当时向张素珍提出过，想看看这个畸形的孩子。
但张素珍却说，孩子胳膊腿都被扯断了，非常血腥，不让他们看。
可产妇本人却记得自己听到过孩子的哭声，但张素珍一会儿说她是听错了，一会儿又说是隔壁的孩子。
当这些证据摆在专案组面前的时候，所有人脸都黑了。
已知的五个孩子，加上未知的更多孩子，这里面是多少人的人生啊！
尤其孩子，是所有正常人的软肋。
曹安民这尊弥勒佛的脸是黑的，成了黑面包公了。
上次山海集团的特大案，周奕都没见他脸色这么难看。
可见他的愤怒，不仅仅只是因为他是警察。
“不等了！”曹安民一拍桌子大声说，“抓她！”
一多半人都吓了一跳，方见青开口道：“曹支队，这些恐怕还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吧。”
“那又怎样，她明显有重大作案嫌疑，先把人抓回来，关起来了慢慢审。”曹安民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不要有顾虑，有什么问题我来向领导解释，天塌了我曹安民顶着！”
后来周奕才知道，今年过年的时候，曹安民刚当上爷爷，他每天下班后最乐呵的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去遛弯儿。
所以一贯佛系的他，遇到这个案子后，会这么独断乾纲。
属于是情绪彻底代入进去了。
既然有了支队长的决策，方见青也就不再有任何犹豫了，当即就去安排流程了。
“哎，看来啊，咱们的工作重点，不能被动地放在出了事之后再去查。”曹安民颇为感触地用手指敲着桌上的资料说，“这里有五对夫妇，五个孩子，就没有一个报警的。要是早点报警，说不定早就能避免后面的悲剧了。”
“还是得加强普法教育工作啊。”
在场众人纷纷点头附和。
周奕开口道：“曹支队，我在想一个问题。”
“你说。”
“咱们目前发现的可疑病例，最晚一例是八六年的四月份吗？但张素珍是八八年因为儿子考上市重点高中才从县医院离开的，这中间隔了两年的时间。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两年里还有新生儿被拐卖了，但是资料丢失所以我们无法确定。”
“但如果咱们假设，张素珍确实是八六年金盆洗手的，那她停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不是觉得风险太大了？怕被抓啊？”
周奕却摇了摇头：“可是她八九年的时候，在二中心医院，心思又活络了，想如法炮制，只是没成功而已。”
“而且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什么外部刺激的话，惯犯顿悟式悔改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甚至几乎可以忽略。”
犯罪心理学几个字一出来，一下子就把在场的人给唬住了。
这在二十年后，是个在公安机关的刑侦部门，普及度很高的学科。
但九七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一线刑警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叫犯罪心理学。
因为第一版的《犯罪心理学》教程，是九六年才正式出版启用的。
一线刑警更多的还是从经验中总结，而不是系统化的理论知识。
尤其县局的人，他们不熟悉周奕，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来头，但这话听着就很专业。
“所以你的意思是，八六年有什么外部因素，导致张素珍暂时的金盆洗手了？”曹安民问。
周奕点了点头。
“老王，八六年你们县里，有过什么案子吗？”
他口中的老王，是县局刑侦大队的队长。
“八六年？”王队皱着眉思考，“也没啥跟县医院有关的案子啊。”
周奕提醒道：“不一定是和县医院有关，比如和人口拐卖，或者有组织的犯罪团体有关之类的。”
“有组织……”王队琢磨了下，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曹支队，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严打，八六年，咱们市最后一个被端掉的流氓团伙，就在咱清源县。”
“当时还是钟鸣钟队长主持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