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2章 守陵之请，隐鳞戢翼
辽夏两国派来吊唁的使者，亦是随后便到了。
辽国派来的是保静军节度使耶律谷，而对于是否要接见辽国使者，朝廷中其实是有分歧的。
龙图阁直学士周沆充任馆伴契丹使，起初政事堂未许耶律谷朝见，只先下诏要求其取国书置于灵柩前。
但耶律谷态度比较坚决，说“只取国书非是旧典”，他肯定也是奉了耶律洪基的旨意，必须要亲眼看到大宋的新官家。
周沆劝告富弼，称幼主登基的事情是辽人所知的，而若是不见，难免有心虚之嫌，故而最后也就见了。
耶律谷在皇仪殿祭奠大行皇帝，随后拜见了新官家，倒也确实没发生什么事情。
至于夏国李谅祚所派前来吊唁的使者，就没这个待遇了。
因为夏使来吊唁这天，苗太后正抱着皇帝在内东门小殿召两府重臣及三司使议事呢。
皇帝赵晞坐在御座上，小小的身子裹在宽大的赭黄袍里，冕旒垂在面前，始终没有开口。
苗太后坐在帘后。
这次议的是钱的事情。
秋税入库之数，较此前的悲观预估虽有增加，但距正常年景仍有很大缺口，三司已拟定了一个紧缩支出的方略。
张方平将方略诵读一遍，在座诸公皆无异议。
苗太后微微颔首，道：“诸卿既无异议，便依三司所拟，由政事堂颁行。”
她顿了顿，帘后的身影微微侧转，似乎望了望御座上的皇帝，又道：“皇帝虽在冲龄，然每日经筵不可辍，还请待制以上馆阁学士轮流入侍经筵，讲授经史。另，命翰林学士王珪、范镇编纂《仁宗实录》，命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集贤校理苏颂等检讨官协修。”
这两桩事自然是无人反对的。
经筵是君王教育的根本，实录是先帝功业的定论，皆是国之重事。
议事毕，诸臣鱼贯退出。
陆北顾走在最后，刚跨出殿门，便被身后追来的甘昭吉唤住了。
甘昭吉低声道：“陆相公，太后请您至偏殿。”
偏殿中，苗太后已屏退左右，帘子也卷了起来。
她坐在榻边，手中端着一盏温茶，却没有喝，面上那份紧绷出来的严肃已褪去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不再掩饰的疲惫。
皇帝赵晞不在殿中，大约是被乳母抱去歇息了，毕竟坐了半天对于小孩子来讲也是挺累的。
“子衡，坐吧。”
陆北顾在锦墩上斜签着身子坐下。
苗太后望着他，沉默了片刻方才开口：“皇帝这些日子常在夜里哭醒，哭着喊父皇。本宫问他，他又不肯说，只是抱着本宫的胳膊不松手。”
陆北顾垂下眼睑。
他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听着。
“本宫不敢在宫人面前落泪，怕她们传出去，说太后软弱，说皇帝年幼，朝中便有人要生异心。”
苗太后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可本宫实在是怕，怕皇帝还这么小便没了父皇，怕朝中那些老臣面上恭顺心里却不服，怕赵宗实还惦记着这个位置，怕曹家虽然败落了却还有余力......”
她说不下去了，手也跟着有点抖，盏中的茶水微微晃荡。
这种恐惧感，陆北顾当然能理解，毕竟孤儿寡母的......大宋怎么立国的来着？不过嘛，眼下终究不是五代了。
“太后且宽心。”
陆北顾开口安慰道：“陛下是先帝嫡脉，先帝遗诏明定，柩前即位，名正言顺，且朝中诸公都是先帝托孤之臣，他们不会、也不敢有异心的。”
“本宫知道，本宫都知道。”
苗太后的目光直直地落在陆北顾面上，说道：“可本宫还是怕。”
随后，她递给了陆北顾一封奏疏。
陆北顾接过，目光迅速扫过纸面，心忖道。
“看来这就是恐惧之源了。”
这封奏疏是赵宗实上的，措辞恭谨，开篇尽是“臣宗实惶恐顿首”，先贺皇帝登基，再述先帝仁德，追忆在先帝膝下承教之情，之后笔锋一转，言自己“不能时奉蒸尝，常思先帝音容，夜不能寐”，恳请太后与皇帝允其为先帝守陵三月，以尽人子之孝。
陆北顾看完后，将奏疏搁在案上，抬起眼望向苗太后。
苗太后立即急迫地问道：“他、他这是什么意思？”
“试探。”
陆北顾一眼就看穿了赵宗实的目的，回答的语气很轻松：“其实他也怕得很，而这封奏疏，表面上是请求为先帝守陵，实则是在试探太后对他的态度......太后若不应，难免会有人说太后寡恩，不允先帝养子尽孝；太后若应了，他便可以在先帝陵前哭祭一番，赢得朝野同情。如此一来，不管怎地，他的孝名都传出去了，往后也不好真的明面上把他怎么样了。”
“本宫......本宫绝不能让他回来，先帝在时便说过。可是若不应，朝中会不会有人替他说话？”
“定然会有人替他说话的。”
陆北顾没有骗她，而是如实说道：“先帝在世时，赵宗实在宫中住了数年，朝中老臣中与他有旧者不在少数。这些人未必是要支持他做什么，但‘尽孝’二字抬出来，他们便觉得不替他说话便是寡恩......不过太后不必太过担心，朝中诸公都不是糊涂人，赵宗实这封奏疏来得也蹊跷，背后有没有人指使，指使的人图什么，诸公心里都会有数。”
“那本宫该如何回复？”
苗太后的脑子已经彻底不够用了，求助似得望向陆北顾问道。
“先拖几日，看看朝中谁站出来替他说话。”
陆北顾耐心教她道：“几日之后，太后以‘先帝遗命不可违’为由，婉拒其请，但措辞要温，语气要软，只说先帝在日曾言‘宗实宜安外藩’，太后不敢违先帝遗命，然体念其孝心可嘉，赐帛若干、金若干，许其在所在州为先帝立祠遥祭。”
苗太后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微微颔首，面上那份惶急之色淡去了大半。
她抬起眼望着陆北顾，目光里仍有不安，却已不再是方才那种近乎溺水者的恐慌，倒更像是暴风雨中望见了灯塔的旅人。
随后，陆北顾对苗太后好言劝慰，保证会盯紧曹家，同时处理赵宗实，苗太后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他退出内东门小殿，殿门在身后轻轻合拢。
陆北顾站在廊下，望着暮色中的宫阙飞檐，沉默了片刻，然后整了整袍袖，向宫门外走去。
此后，赵宗实那份请求为先帝守陵的奏疏，果然在朝中激起了波澜。
率先站出来替赵宗实说话的，是右司谏司马光。
他上了一份奏疏，措辞恳切，言“宗实为先帝养子，自幼鞠于宫中，虽后出居外藩，然父子之情不可泯也。今先帝山陵已安，宗实请为先帝守陵，以尽人子之孝，此乃人伦之常，非有他意。望太后体念其情，允其暂归，以慰先帝在天之灵”。
奏疏递入通进银台司的当日下午，副本便传遍了朝堂。
陆北顾在枢密院值房里读罢誊本，将纸页搁在案上，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司马光这份奏疏，措辞不可谓不恳切，道理不可谓不正。
他不是在替赵宗实争什么名分，只是在替一个“先帝养子”争一个尽孝的机会，这正是司马光最令人头疼的地方......他从不觉得自己在参与政治站队，他只觉得自己在维护纲常伦理。
翌日，谏院左司谏龚鼎臣上了一份驳议。
龚鼎臣的奏疏写得极有分寸，开篇先肯定司马光“所言人伦之常，固非无理”，继而笔锋一转，引《春秋》之义，言“诸侯之子，出居外藩者，非有天子之召，不得擅离封地”，而赵宗实虽非诸侯，然其身份特殊，一举一动皆关乎国体，若今日允其以“尽孝”之名离开所任职之州，明日便有人效其故智，以“尽孝”之名行“觊觎”之实，防微杜渐，正在于此。
龚鼎臣这份驳议一上，朝中的议论顿时分作了两派。
支持司马光者，多是台谏中素以刚直著称的年轻言官，他们未必与赵宗实有旧，只是觉得“尽孝”二字乃是天理人情，不应以权术之心度人子之腹。
支持龚鼎臣者，则多是历经风波的老臣，他们深知赵宗实身份的敏感性，更清楚眼下主少国疑，一旦开了这道口子，后面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
争论持续了几日。
这几日里，苗太后始终没有表态，只是每日照常垂帘听政，照常抱着皇帝出席经筵，照常在奏疏上批“付中书门下议之”六个字。
而她这份镇定，让不少原本心中忐忑的朝臣渐渐安下心来......太后不急，至少说明局面尚在掌控之中。
随后，御史中丞张伯玉上了一份札子。
这份札子不长，却正中要害。
张伯玉没有引经据典，没有谈论人伦，只说了一件事......先帝在日，曾亲口对两府相公说过“宗实宜安外藩”，此言有宰执共证，先帝既有此意，今日若允赵宗实离开所任职之州，是遵先帝之命，还是违先帝之命？
这份札子一上，支持司马光的声音顿时哑了大半。
因为无人敢公开说“先帝遗命不可遵”，便是司马光本人，也在看到这份札子后沉默了，没有再上第二份奏疏。
随后，富弼在政事堂召两府合议，专门议此事。
“先帝既有遗命，此事便不必再议。”
韩琦率先开口：“太后以先帝遗命婉拒宗实之请，赐帛五百匹、金百两，许其在所在州为先帝立祠遥祭。措辞宜温，赐物宜厚，不使他日后有怨言可发。”
嗯，韩相公还是很会站队的，如果历史线不变的话，濮议之中，他是支持英宗尊濮王为“皇考”的。
曾公亮微微颔首，补了一句：“另，宗实奏疏中有‘夜不能寐’之语，可见其思慕先帝之情深挚，朝廷可遣使慰问，以示优恤。如此，既不违先帝遗命，亦不伤宗实之心。”
富弼环视在座诸公，见无人异议，便一锤定音。
“便依此议。”
诏书当日便拟就，用玺后由閤门司发往赵宗实所在的州。
诏书措辞温煦如春风，开篇先嘉许其“孝思可悯”，继而以先帝遗命为由婉拒其请，末了赐帛、赐金、许立祠遥祭，恩礼备至。
赵宗实接到诏书后，上了一份谢恩表，表文写得极为恭顺，先是叩谢太后与皇帝天恩，继而自责“臣愚钝，不能体先帝深意，妄有陈请”，末了表示“谨当恪遵遗命，安于外州，遥为先帝守陵，以终余年”。
措辞之卑屈，语气之诚挚，让不少原本对他抱有同情的人都不由得心生怜悯。
实际上，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那些张牙舞爪的人，反而隐鳞戢翼的人。
而赵宗实这份谢恩表，表面上是在叩谢天恩，却是知道自己没机会了，但他心里不肯认，这里面压抑着的可以说全是隐忍。
为此，陆北顾约见了邓保吉，吩咐其着皇城司仔细留意赵宗实及其子嗣的交游往来。
虽然安慰苗太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轻松，但其实内心中也是有压力的。
这种压力不来自于赵宗实，赵宗实已经没什么威胁了，可大幅度改变历史线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带来心理压力。
而后，朝堂又陷入了一系列争论。
不过倒不是因为赵宗实了，而是关于陪葬物的问题。
仁宗固然遗诏里说要节俭，可节俭不等于寒酸，堂堂大宋官家，不能下葬的时候什么陪葬物都没有吧？
但具体要放些什么，就很有争议了，毕竟这事仁宗也没吩咐。
翰林学士范镇上言，说听说大行皇帝受命宝与平生衣冠器用都想一并下葬，恐怕不符合大行皇帝恭俭的本意，衣冠器玩，请陈列于陵寝及神御殿，每年按时展视，以慰思慕之情。
但这么下葬，显然是有些寒酸了，苗太后不太乐意，于是诏令检讨官探讨查考典故，并命两制、礼官详议。
政事堂的宰执们也觉得如果皇陵什么都没有，实在是太过寒酸，于是有意将仁宗的平生衣冠器用一起下葬，衣冠倒还好，但宫中器用大多都是金玉珍宝，跟着一起下葬，导致台谏的反对声音很大。
王陶上言称民力正困，其后京西转运使吴充，济州知州田棐相继上言，请遵先帝遗诏，山陵务必俭约，除了明器之外，金玉珍宝一律去除。
礼院编纂苏洵也写信给富弼恳切劝谏，甚至引用“华元不臣”之事来责备，称“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信足以称作雄文，写的很好，影响力很广，士林争相传抄，竟是一时间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随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郑獬上言称“先帝节俭爱民，出于天性，衣冠洗了又穿，器物极尽简朴，这是天下所共知的事情，宰执们这般做乃是伤害先帝名声”。
因为朝野舆论压力实在太大，最后苗太后和宰执们都没能如愿，只得退让，仅以受命宝与衣冠陪葬。
但苗太后也不想让仁宗的身后事太寒酸，所以以私人身份赐给了灵驾会经过的郑州等州公使钱各五百贯，让地方官员尽量组织缙绅百姓迎送灵驾，把事情办得风光一些。
而朝堂则开始继续商议嘉祐十年最后的两件事情，即虞主从山陵迎回后祔于太庙之事，以及新帝明年正式开始使用的年号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