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3章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
所谓“迎回虞主、祔于太庙”，指的是仁宗驾崩之后，身后事的最后两个环节。
此前进行的是新帝率群臣按礼制行小敛、大敛，以日易月服丧，然后选定巩县的陵址，定名永昭陵，再后是撰写哀册文、谥册文，刻于石上准备随梓宫入陵。
永昭陵正在修建，这座皇陵整体依“南高北低”的堪舆地势修建，规划由鹊台、乳台、神道、宫城、下宫等部分组成，神道两侧对称排布完整的石像生群，陵台为覆斗形，预计到明年开春就能彻底完工了。
眼下已经在准备灵驾从京城赴山陵的事情了，即灵柩从宫中殡宫启迁前先行启奠，临行前再行祖奠礼，然后梓宫搭载灵驾，在卤簿仪仗、文武百官、宗室皇亲的护送下从开封出发，沿指定路线前往巩县永昭陵。
因此，必须提早把最后两个环节给议定好，不能掉链子。
而“迎回虞主”，就是说将梓宫安葬入永昭陵之后，随行的礼官将提前制作好的仁宗木制神位奉迎，沿原路护送返回京城，沿途行初虞、再虞、三虞等系列虞祭礼，安奉于宫中临时祭所。
“祔于太庙”则是选定吉日，将虞主正式奉迎至太庙，举行祔庙大典，把仁宗的神位按昭穆顺序安放入太庙的对应室次，完成先帝神主正式入祀太庙的全部流程，整个皇家丧葬礼制至此方才算闭环。
那么为什么还要议呢？
关键就在于，大行皇帝神主祔庙，而太庙七室都已满了，解决方案要么是把前面的迁出去，要么是对后面的进行增加。
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大臣们的激烈讨论。
欧阳修认为按《礼记》说的“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以及《尚书》说的“七世之庙，可以观德”，那么“世”与“昭穆”，是按父子的正序而言，若是兄弟，则昭穆相同，不可用世数来计算。
这里面的逻辑倒也不复杂。
按此前朝代来举例，商代祖丁之子有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个儿子都有天下，而商的宗庙有始祖、太祖、太宗、中宗，若以一君为一世，则小乙的祭祀不能上及父亲祖丁，这说明古代兄弟相继为帝，昭穆相同而不以世数计算。
因此，晋的宗庙十一室而六世，唐的宗庙十一室而九世，也就是中宗、睿宗对于高宗，恭宗、文宗对于穆宗，同居穆位。
如此来讲，本朝太祖为受命之祖，太宗为功德之宗，这是万世不迁的。
所以太祖之室，太宗称孝弟，真宗称孝子，大行皇帝称孝孙，而在禘祫图中，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
也就是说，大行皇帝神主祔庙，只需要增加一室为八室，以备天子事奉七世的礼制就可以了。
而以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右司谏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的观点则是，根据先王典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为七，而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尽则毁，表示有终了”，以及近世制度，太庙不须另添一室。
也就是说，不增加为八室，而是把前面的迁出去一位。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胡闹，但实际上，却是有大量史料作为参考的，汉元帝时，太上皇庙主埋于寝园，魏明帝时，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帝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迁豫州府君。
也就是从汉晋以后，大抵都是超过六世则迁其神主。
到了唐朝，唐高祖初立时祭四世，太宗增祭六世，到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神主于夹室，高宗祔庙，又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都祭六世。
因此，卢士宗和司马光等人认为，如今若以宋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皇帝祔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如此祭三昭三穆即可。
但苗太后对此非常不满。
这倒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考量，就是单纯地觉得对不住先帝，认为发生“把祖宗迁出去一位”这种事情不好。
而两府相公们的意见也出奇地统一，那就是支持苗太后，增太庙为八室，而非迁出僖祖。
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此前面对台谏舆论，他们在陪葬问题上已经退让过了，一退再退，有损威严。
宰相们不好公然表态，便由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下场跟台谏官员辩论。
而在商议之后，他们拿出的对策，就是强调“溯古”。
张昪认为，先王之礼，自王以下依次降低二等，所以有天下的祭七世，有一国的祭五世，而自汉以来，诸儒传礼者，始有夏朝五庙、商朝六庙的说法，这种说法其实没有可以考据的源头，属于是谬传。
欧阳修则认为，如今司马光等人认为僖祖既不是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为依礼当迁，如此则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祭止于六世，不符合先王制礼依次降低二等之意。
陆北顾就纯粹是借题发挥，铺垫自己的变法理念了。
他觉得问题在于，其实三代的礼制，也没有说有把所立之庙置于太祖之上的，后世的礼制既然与三代不同，则庙制也不得不随时代而变，即“与时俱进”。
而且，从周以上，所谓太祖，也不是始受天命之君，而是始封之君而已，如今僖祖虽不是始封之君，但毕竟是立庙的始祖，当庙数未超过七世之时，就毁其庙、迁其主，考察三代的礼制，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说，汉、魏及唐的史料，其实不符合三代的先王礼制，呃，换种说法，可能叫“原教旨礼制”更合适一些。
因此，陆北顾认为应当保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合于经传中事七世的明文，也不失先王礼意。
经过激烈辩论，最终苗太后下旨，任命枢密副使陆北顾任修奉太庙使，以八室图上奏，同时扩建庙室连同夹室共十八间。
至于大宋有没有那么长的国祚来放下这么多位，那就再说了，反正扩建太庙的工程量非常小，并不花什么钱。
随后，礼官们又对“祔庙”环节进行了讨论。
同知礼院、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吕夏卿上奏，称“请大行皇帝山陵复土之后，百官列班迎接灵驾回京，山陵使先入见，中午行初虞之祭，虞主不题谥号，九次虞祭完毕，然后行卒哭之祭，次日祔庙。”
这个流程倒是没什么太大争议，故而便顺利通过了。
至此，关于大行皇帝身后事的礼制议定，才算是彻底完事。
而后就是关于新帝的事情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年号，两制官员商议后，经过多轮筛选，最终给出了五个备选方案。
——大成、美成、丰亨、纯熙、景熙。
而两府相公们，则是对其进行最终的挑选。
首先就是“大成”，因字形似“一人负戈”，被认为寓意不祥而否决，随后则是“美成”，原理差不多，被拆解为“羊犬负戈”，而“丰亨”的“亨”被认为“为子不成”或“无子”，也被排除了。
最后剩下的是“纯熙”和“景熙”。
富弼比较钟意前者，因为出自《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之什·酌》的“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很有典故。
而韩琦认为，就《酌》诗的内容而言，这首诗是歌颂周武王伐纣武功的乐章，有北伐意味，恐刺激辽国，故而被否。
最终只剩下一个四平八稳的“景熙”了。
正所谓“景行光明，熙和兴盛”，其寓意君主如日之升，以光明宏大的德行引领国家走向繁荣，使得国家在仁德之治下，呈现出太平景象。
这个年号寓意不错，也实在是怎么挑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故而最终被选中。
这也就意味着，明年改元，就是景熙元年了。
而针对很多大臣非常关心的“进奉表”问题，富弼则是亲自定了调，进行了制度革新。
什么是“进奉表”呢？
就是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等，各派亲属进奉贺登基表到京师，朝廷不问官职高低、亲属远近，一律推恩授官，甚至包括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有的所派之人根本不是亲属，也授给斋郎及差使、殿侍。
这个制度听起来就很离谱是吧？
但如果追溯到源头，那就能理解了，因为这其实是中晚唐时期，唐朝皇帝对藩镇的姑息之举，是用来安抚地方藩镇势力的利益让渡。
而大宋立国之初，因为地方上也有不少节度使，就这么沿袭了下来，后来太宗继位时有“烛影斧声”之事，其实地方是有些猜度的，所以仍旧需要出让利益安抚地方，就也没改，真宗继位则是因循旧例，仁宗继位时年纪太小，章献太后也未能革除纠正，就这么一以贯之了下来。
富弼再次成为首相，如今又是幼主临朝、太后垂帘，国朝重担几乎系于他一身，他也重新表现出了庆历新政时的锐意进取态度，是想要在新朝有所作为，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
因此，他就先捡“进奉表”之事开刀了。
富弼亲自写了奏疏给苗太后，并且还将奏疏内容有意透露了出来。
富弼的奏疏，意思就是说，国家的爵禄，本该留给天下贤才及有功有劳之人，如今让这些人无故得官，实在太过泛滥，况且近年官吏冗多，十倍于国初之时，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数年前另定条例，削减各类奏补恩荫的数额。
而若进表之人都得官，则又凭空增加数百入仕之人，此前所有减省之举都成虚设，如今纵然不能全罢这类恩赏，那些进表者若是五服以内的亲属，可斟酌等级授一小官，若是无服属的非亲属，则量情赏赐金帛遣回，这样或许可以稍稍补救冗官之弊。
要陆北顾说，富弼还是太保守了，应该彻底取消才是。
不过富弼接下来的动作，还是让有志于新政变法的士大夫，相当欢欣鼓舞。
政事堂在富弼的主持下，通过了一条针对中书门下本身的政令。
旧制，堂后官升至员外郎，依旧供职，而景祐初年规定，升至员外郎便放外任，但因为堂后官未至提点则均不愿外放，便以所当转之官为子孙求恩泽，至今沿以为例。
富弼下令，如今拟令升至员外郎的，依旧供职，更不许求恩泽，而提点则按例虽依次递补，也应择才选任，今后如任内职事勤勉，年满之日即依旧供职，推恩任用，如废弛不称职，则不等年满，只给堂除知州。
所谓“堂后官”，就是中书门下里的“中书五房”，即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的首席吏职，国初多由吏员担任，后为提升素质，改由吏部选任进士乃至京朝官担任，但士大夫多以此为耻，故而政策效果有限，绝大多数“堂后官”还是吏员在担任。
而这些“堂后官”跟其他衙门乃至地方的吏员是皆然不同的，甚至在朝廷规定的级别里，也是官员，而非吏员。
至于“提点”的全称则是“提点五房公事”，这个差遣跟“堂后官”不同，从国初开始就由官员而非吏员担任，后来虽然允许成为“堂后官”晋升成为“提点”，但实际上竞争非常激烈，不仅是“堂后官”之间有竞争，其他官员也盯着这里，故此很少有“堂后官”能晋升成为“提点”。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堂后官”都会放弃外放升迁，留在京城为子孙谋福利，而这会导致这些高级吏员的子孙承袭他们的职位，形成盘根错节的吏员利益网，对于中书门下的官员施政是不利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本来就是弊政，而相较于官员，哪怕这些人是高级吏员，或者说其实是已经被视为官员的吏员，但终究也是好拿捏的。
因此，富弼选择了从这里开刀，并为接下来的景熙新政做准备。
十一月，他又下令审官院，称“凡京朝官有亲族妨碍应合回避者，如到任未满一年，即予对调；本县官相妨碍的，对调到本州另一县；本州官相妨碍的，对调到邻近路分。已满一年以上的，除祖孙及期服以上亲族照此对调外，其他亲戚则等任满成资后罢免。”
在嘉祐十年的腊月，大宋也完成了新一轮的户口和两税统计。
全国共有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四千七百八十三，丁二千九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三人，夏秋两税共收二千三十九万六千九百九十三石，因为灾害免收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五百四十六石，判大辟死刑的共一千七百三十六人。
这里要说的是，大宋的“户”指的是纳税和服役的基本家庭单位，一个“户”内可能包含多个“丁”和其他不列入统计的女性与儿童，“丁”则是特指承担赋税和徭役的成年男性，大宋的统计口径是二十岁至六十岁的男子为“丁”。
因此，按照比例进行估算，目前大宋的总人口应该有九千多万，如果算上隐户，则在一亿左右。
转过年，景熙元年春，葬仁宗于永昭陵，虞主从山陵迎回，苗太后在琼林苑迎祭，参考章献明肃皇太后旧制，其乘大安舆辇，即形状如肩舆而略大，但无扇?，不鸣鞭，且侍卫数量减半，宫人不准呼“万岁”。
虞祭则由首相富弼代替幼主主持，将仁宗神主祔祭于太庙，乐舞名为大仁之舞，以曹玮、王曾、范仲淹三人配享庙庭。
至此，仁宗时代彻底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