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九章 谈及教育
揭榜挂帅，这个词极具分量，不是这么好说的。
要让周院士和清华体系来说，必须得是国家顶级战略项目才有资格用得上这个词。
陈学兵知道说服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团队的难度，
到周院士这个级别，不讲其他，就说眼光，那肯定是吃过见过。
他今天如果以一个外行求助者的姿态出现，许之以利，顶多能得到清华一个二流小团队的帮助，周院士能把这个项目分配给他某个学生去做就不错了，甚至是学生的学生。
所以他今天来，不当求助者，而要当一个“战略赋能者”。
陈学兵把手里的资料递过去，郑重其事地道：“周老，我们知道，你的核心团队参加了863计划光刻光源预研，有激光频率转换、光束整形等关键技术数据库，也有Class 10级别的超净实验室，掌握着DPSS激光技术，所以我们拟了一份高交付标准的《光源技术委托研发协议》，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光刻机替代计划’关键项目。”
他的语气不再像一开始的谦逊，开始露出一丝专业性。
旁边的钱颖一和雷军都发现了他的口吻变得不同，甚至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似乎带着些使命感。
周炳琨也正了正脸色，接过资料看了看。
“193nm ArF准分子激光器实验样机？”周炳琨又更凝了凝眉：“你们要做ArF光源？这标准还真不低，嗯……”
他翻看到关键标准。
中心波长稳定性≤±0.1pm，带宽控制≤0.2pm，能量稳定性：≤0.5%。
不过随后又看到了“基础科研经费由奇点承担，首期投入5000万元，首期投入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升级乙方现有实验室环境与设备”。
标准虽然不低，投入也倒不低。
再往下翻，乙方资源清单：周炳琨院士领衔，配备4名高级研究员+8名博士专项培养.……
陈学兵想要的其实就是参与863计划那个团队，不过这里不能注明，因为863计划本身就有巨大的排他性，所以只注明了“周炳琨院士领衔”，一个院士肯定可以领衔许多不同的项目，而其他人员没有定，人员结构组成有所不同也是可以的。
863的研究成果不得外泄，不过周院士这个项目只是光刻光源“预研”，项目本身带着一些人才培养的特质，保密性质其实不高。
当然，该项目经费也不会很高。
DCT根据周院士团队预研的“激光器稳态控制”方向设置了专门的「保密例外条款」：乙方在发表学术论文时，涉及激光器稳态控制算法可公开，但非线性晶体配方/光学系统装配工艺除外。
另外设立了“DCT-清华光源学者”人才联合培养计划：年资助5名博士生，津贴1.2万/月，需承诺毕业后在甲方服务≥3年。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厚。
当然，这是对大学项目来说，如果是市场化的研究所，至少要投入两倍以上成本。
大学项目本身并非完全可控，技术研发过程也不是全程掌握，同等产出结果下的价值肯定要低一些，结果导向性更明显。
陈学兵见周炳琨快翻至尾页，开口道：
“我们的愿景，是整合甲乙双方优势资源，共同开展面向90nm节点的DUV（深紫外）光刻光源技术研发。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科研项目。它的本质，是一场关乎大国未来工业主权的备胎计划，在我们还能买到ASML机器的时候，就必须为有一天完全买不到做好准备，这不是一个投入产出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有和无的生存问题。
“但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难。
“我们初步的想法是，不必追求一次性造出整台光刻机，而是将它分解成光源、工件台、物镜三大核心模块。
陈学兵首先清晰说出了周院士心中所知但口中未言的困境，也拔高了讨论的基调，超越简单的技术合作，进入国家战略层面。
旁边的钱颖一终于觉察到他听说的那个“战略者”的味道。
不过此次涉及的领域完全不同，这可是非常专业的物理学领域。
周院士竟听得十分认真，眼里有一些感兴趣的味道。
周炳琨感兴趣，不是因为陈学兵有多专业，而是一个搞企业的，居然能清晰认知技术卡脖子的风险。
但接下来，陈学兵的话逐渐深入，开始展现内行视角：
“我们缺的不仅是一份设计图纸，我们面对的，是一张无比复杂的网。
“上游是封锁网，核心供应链的全面缺失，高NA镜头、激光器、哪怕一块特殊的光学玻璃，都可能在某一天被完全禁运，这些问题单凭任何一个学术团队都无法独立解决，如果断供，整个国家要面对的就不是机器贵不贵的问题，而是数字化进程会不会被断根的风险。
“中间是断层带，即便实验室突破了光源，我们还会发现，国内找不到能稳定加工的企业，缺乏能调试数万个零件协同工作的工程师团队，单说高NA物镜吧，我们缺乏的不仅是设计能力，还有制造物镜所需的高纯度光学玻璃的熔炼技术，激光器内部一个陶瓷腔体的精密加工，这才是真正的难，是任何一个顶尖学术团队都没法独立跨越的系统鸿沟。
“下游还有市场需求问题，这个我就不细说了，我们整个扩大整个生态链需求，确保产出实效，等会我送您一款我们的新产品，您细琢磨一下，就知道我们的努力和突破。
“所以我们的角色，是拆网，搭桥。
“通过我的渠道和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解决那些卡脖子的单一元件和材料问题，让科研团队能从无穷无尽的工程琐碎中解脱出来，聚焦在最核心的物理原理突破上。
“DCT公司，担任总建筑师的角色，负责将不同团队攻克的关键模块，集成为一个稳定运行的整机系统，这个过程中涉及的全部资金、全球供应链整合、系统集成与测试，都由DCT来承担。
“科研团队负责的是航向，而DCT来负责解决的是航行中遇到的所有具体的、琐碎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往往是最致命的。”
“周老，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不是在追赶一项技术，我们是在为这个国家构建一道工业防线。”
陈学兵说到这里，周炳琨眉头紧皱。
“咝——光学材料方面，还是可以进口的吧？”
陈学兵轻笑：“你说的是实验室材料，至于工程化落地，那你要问问上海微电子了，光是材料晶体缺陷率就是大问题，据我所知，日本出口的氟化钙晶体纯度卡在3N级（99.9%），工程化量产需要的是5N级（99.999%），两个9的纯度差异，镜片杂质浓度高300倍，直接决定了曝光精度，上微电因为这个，镜头良率至今没有突破10%。”
周炳琨沉吟了一下：“这到底是个体问题.……”
陈学兵摇摇头打断：“激光器进口依赖，这是你们的研究方向，这你承认吧？就光学方面针对我们的就有23类禁运物料，就是你们实验室的很多东西，搞不好都是偷运来的，只是为了保障你们，后勤团队没有告诉你们这些问题。”
“另外，我们国家缺乏将近15个相关学科、以及把两百多项供应商技术集成到温控±0.01℃系统的经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往外吸纳人才才能解决的。”
别说光刻机了，连光刻机苛刻到近乎变态的生产环境都是个大问题。
他记得高一没分文理科时还有化学课，老师讲到“条件为恒温恒压”，有杠精同学问为什么是恒温恒压，正常情况怎么可能恒温恒压呢？
老师摆摆手，说这你不用管，这是个理想状态，你假象它是恒温恒压就行了。
但现实的工业生产，可以不用管吗？
就像当初DCT厂址选择的问题，如果没有考虑到地面震动的问题，沉降问题，建起来以后才发现问题的存在，那整个厂子就废了，前期投入全部沉没。
说到这里，他笃定笑道：“没有我们这样的市场化攻坚平台，我可以确定地说，你们的研究不会为国家工业化带来任何突破。”
周院士竟被这年轻的声音说得哑口了。
他们的思维里，确实存在着一部分“可进口替代”，对于国内化光源配套的跟进，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理想成分，假如缺乏微振动控制企业，那么制造出来的机器故障率确实会很高。
只是他们想着“先造吧”，造出来了，跟其他进口零件适配一下，以后指定用得上。
这是突破呢。
而现在，这个年轻人随口说出一些数据，便把问题变得尖锐：不仅没有进口零件适配，也没有那个工业条件去适配。
此时，旁边的钱颖一也意识到陈学兵说的问题，开口说道：“改革开放以后，为快速填补人才缺口，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强调标准化、高效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我们培养了大量善于解决‘给定问题’的顶尖工程师，这固然重要，但我们似乎相对忽视了培养另一类人才——那些能够敏锐洞察、勇敢定义乃至创造一个全新问题域的破题者，陈总说的光刻机项目，听起来恰恰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元问题’，或者说答案不在我们这里，它考验的不是解题能力，而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系统性困境的第一个根源：我们培养的优秀人才，其能力结构与国家最急需突破的复杂系统挑战之间，存在某种错位。”
这话直指光刻机难以突破的本质，亦指向了很多技术的本质。
陈学兵细细思索一番，缓缓点头。
越在科学技术领域深耕下去，越能意识到人才问题，教育问题。
奇点的许多工程师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在参考标准答案找路径，很难产生“元问题”的突破，根源也许就在这里。
而在展讯那样充斥着西方工程师的环境下，这种感觉明显要淡一些。
周炳琨亦悠悠叹道：“我们的评价体系，包括高考和科研资源分配，都非常有效率地筛选出了特定类型的聪明头脑，为追求专业深度，我们的学科体系不断细分，这本来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但挑战在于我们相对忽略了将这些深度模块进行创造性连接与整合的能力培养。”
俩人的意识深沉。
陈学兵却笑了起来。
“解题之才与破题之士，目标之隔与能力之偏，在我看来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行动。
“我倒是觉得近三十年，我们的教育能力追得非常快，搞教育改革，其力度之大，打破了多少既有的历史限定？
“我们从没有教育到有教育，再到重视教育，仅用了30年而已，我相信再来20年，一切都会大变光景。”
他声音爽朗，对未来仿佛充满信心。
周炳琨听得坐姿都变换了一下，侧过身子面向陈学兵好好瞧了瞧，疑惑道：“你这么年轻，还有这样的认识？”
陈学兵微笑：“前段时间在国宾馆开会，正好逛到台湾厅，墙上是当年召集各界知识分子开会，重整教育的照片，那个时候全国的教育和文化百废待兴，国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一下当年那段历史，我也好好温习了一下。还有我们这一代，我记得小时候有句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让我们这代孩子开始摆脱了文盲的可能，加上改革的春风，经济的发展，整体的思想境界要比往上的一两代人开化不少。”
他读书的时候不是个好学生，但起码在学校培养出了读书的意识。
若没有这些，他即使重生，也可能一事无成，更不可能一步步布局，走到现在的高度。
往后世代的孩子也许觉得这样的教育理所应当，那是他们不知道80年代之前的教育环境，改革的艰难。
“嗯……”周炳琨连连点头，眼神十分欣慰，语气也柔和了许多：“真是改变了我们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了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啊！当年他下令全面统一地方教材，用极为稀缺的外汇从外面买教材，鼓励我们高校重新自编新教材，武装我们的知识，1980年，我也主编了《激光原理》，获得了国家优秀教材奖.……后来到美国斯坦福任访问教授，我的命运也改变了。”
从他那个时代过来，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国家教育的变化。
钱颖一亦受到了某种振奋，说道：“73年到77年，我还在密云丰各庄插队，整天修水渠，养猪，种粮食，77年听说恢复高考，我高兴得不行啊！靠着60年代的中学教材在田埂里自学数学和英语！那场首届高考，我们一直盼到了年底才来！是……12月10号开始考的试！四门课，总分400分，我考了360！上了清华数学系！我跟华罗庚的女儿，丁石孙的儿子是同班同学！”
陈总听得老脸一红。
好家伙，人家400分的高考，比他前世750分的高考考得还高。
一直没说话的雷军也有些脸红地道：“我是87年高考，理科588分，当年的清北线都是590分，差了两分，当初我高二的同桌是北大，高三的同桌是清华，我怕更好的学校报不上，报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现在想象.……太可惜了。”
陈总此时不由得干咳了。
怎么就聊到高考成绩了？
就非要我尴尬不可？
“所以嘛，思维已然在突破了！咱们的新教育培养得出钱院长，雷总这样的人才！关键在行动！培养更多这样的人才！缺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缺什么学科就培养什么学科！我提议，由DCT，奇点科技、展讯通信、长征资本、顺为创投，联合清华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一个半导体产业基金，扶持清华相关学科，把半导体人才留在国内！”
陈总拍案而起。
空气凝了凝。
钱颖一犹疑着问道：“陈总，你们这么多公司.……都是搞半导体的？”
陈学兵笑了，反问道：“试问未来二十年，什么和半导体无关？”